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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一指的“尊孔派”摇身一变，公开以紧跟的“批孔派”亮相，说明他的“失落自我”已达到顶峰。此时他的作品署名虽未“失落自我”，但其思想已完全“失落自我”。由此可见，是否“失落自我”的标志在于是否能坚持本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在于署名的表象。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冯友兰因受“梁效”案株连再度挨批，加上是年他的夫人逝世，内心的思想斗争与感情的悲伤痛苦，促使他豁然猛醒。这从他为亡妻所撰挽联的下联中可以看出，下联是：“从此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21〕他后来回忆此联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22〕这正是他“回归自我”心态的表白。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完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二十五万字的《三松堂自序》，破伪立诚，新意迭出。《新编》最后一册的《自序》说：在写本册（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23〕。尽管有人对他“批孔”时完全“失落自我”还不谅解，但对他晚年在学术上重新绽放的自由思想无不刮目相看。
罗荣渠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
罗荣渠毕业于旧北大。从最初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到1956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他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总是诚惶诚恐地接受思想改造，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帮助，却累累被人当作把柄进行批判。特别是到北大后，有人对他主动“交心”谈出的思想活动加以歪曲引申，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他一面虚心检讨，一面反复辩白，但愈辩批得愈凶，逼得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在检讨中忍辱作践，实际是口服心不服。
他初调入北大时只是一般的教员，1960年才评为讲师。从1957年到1959年，他曾被分派给本科生上世界现代史课。在教学中，他主张历史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教学，必须在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因为强调党性而忽视科学性。但是，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宁左勿右甚至极“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世界现代史教学的威胁尤为严重，他经常感到自己的主张难以坚持，深以为苦。1959年秋，北大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教学大检查，他的课是历史系检查的重点，被捕风捉影地歪曲事实进行批判，把他尊重史实的讲授说成是“客观主义”，把他突破教条主义框框采用新资料讲课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把他为进行学术探讨提出的争鸣意见说成是“立场问题”，并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1960年初，历史系结合批判修正主义观点组织关于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大辩论，他在讨论会上发言，本想通过辩论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谁知尚未分说明白就被中途打断，又遭到强词夺理的批判。在众口交詈的强大压力下，他被迫承认：历史科学的准则是主观如实地反映客观，但历史作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来说，最高准则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主观反过来统帅客观。当时他在笔记中写道：“科学的良心、对自己所持真理之正确性的责任感和现实间的尖锐矛盾在内心引起了很大交战。我开始怀疑自己。”〔24〕就在这样半“失落自我”的情况下，他虽受到所处条件的多种限制，但仍然力争坚持独立思考地进行学术探讨。1961年起，政治环境一度相对宽松，历史系分派他新开一门拉丁美洲史课。这是国内各大学都没有开过的新课。他在无所依据的情况下精心备课，一反传统进行区域史教学孤立封闭地就一个地区讲一个地区的做法，放开眼界，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与拉美乃至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美国与拉美的历史关系等方面，不仅课堂讲授很受学生欢迎，而且结合教学开展学术研究。1962年，他对朱谦之提出的南朝高僧慧深发现美洲的观点进行反驳，发表了论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个青年讲师敢于与资深的前辈教授在学术上争鸣，这在北大也不多见，一时传为佳话。
但他从半“失落自我”中复苏过来开始“实现自我”的好景不长。“文革”一爆发，他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后来，他抱着老实接受教育改造的态度参加学习，不卷入任何派性斗争，力图看清大方向。但北大派性斗争激烈，他感到左右为难。1967年，北大两派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聂元梓为首的校革委会倒行逆施，拉一派，打一派，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群众。他的是非善恶分明的良知动摇了他原本坚持的中立态度，使他从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由拥护校革委会转而支持被迫害的群众。因他的笔下功夫出众，被与他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推举草拟批判校革委会的大字报。他起初写的几篇措辞比较温和，其后又写了《聂元梓面面观》、《揭穿聂元梓神话》等大字报，公开点名，尖锐地命中了肆虐者的要害。他遂成为对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遭到对方穷追不舍的揪斗，被打入“牛棚”。工宣队进校后，仍继续对他施压，强使他承认“翻案复辟”等多种罪名，使其又面临“失落自我”的威胁。直到1969年工宣队换成了军宣队，他的处境才略有好转，被分派参加一些开门办学活动，还被历史系抽去执笔写一些上面分派下来的文章。他受到威胁的“自我”这时又处于复苏状态。前面提到的他写这类文章因不肯迎合上意而被迫修改或被全面否定的事例，正是此时他不甘“失落自我”的证明。目睹当时北大的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他忧心如焚，对所谓“教育革命”、“学习朝农”、“半工半读”、“开门办学”等不以为然，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有时按捺不住，仍不免有所流露。1973年，随着“批孔”运动的到来，北大大肆“反右倾回潮”，校革委会在历史系的代理人伺机再次对他下手，把他作为重点进行批斗，放肆诬以各种捏造的罪名，无限上纲，其势头异常凶猛狠毒，为历来挨整时所未有。他悲愤交集，思想极为抵触，宁死也不低头认罪。北大原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回忆说：“一九七三年来，‘两校’（即‘梁效’）大批判组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风暴……那个时候老罗几乎被逼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25〕
事过之后，罗荣渠给笔者写信说：“当头一棒虽然一下子被打懵了，但自己也清醒了许多。”“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一点确实甚属不易。”〔26〕
“批孔”运动转为大抓“儒法斗争”后，北大文科各系都奉令大搞法家著作的注释和法家人物资料的编写工作。罗荣渠作为世界史教师，本来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翻译《世界史编年手册》，这时他公开表示，对在翻译工作中如何配合“儒法斗争”的宣传感到莫名其妙，上面拿他无可奈何。对“批投降派宋江”，他清醒地看出这绝不是单纯地“评《水浒》”，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冷静地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1975年填写的一首《沁园春》里，他写道：
年华似水流消，把荣辱得失尽洗淘。
去名缰利锁，勤磨铁砚；
安贫乐道，笔走风骚。
过则为灾，物盈必蚀，
任凭它风打雨飘。
登高处，看天翻地覆，唱《念奴娇》。〔27〕
罗荣渠的“实现自我”
罗荣渠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已经“实现自我”的时代，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挣扎。他虽力图“实现自我”而被迫中断。这个时代结束后，他也不同于冯友兰，没有一个“回归自我”的时代。他所有的只是一个重新“实现自我”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时。
当时，北大仍沿袭过去的做法，授命罗荣渠以“北大理论组”的名义执笔撰写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的批判文章，经集体讨论修改，由《红旗》杂志于当年第十二期发表。此文在讨论定稿中，有的内容被迫修改，损害了原稿本意，但基本要点总算保留下来。1977年11月，历史系又派他参加学校的理论班子写文章，进一步批判“梁效”，从总体上对其罪行进行清算。但当时“两个凡是”统治一切，政治形势仍扑朔迷离，他花大量时间写好的稿子送给《红旗》编辑部，原定下一年第一期刊登，接着又突然决定不用，而且拒绝说明原因。后来，上面授意他修改原稿，他不得不又花半个多月功夫重写，删去了有碍发表的内容，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乏味，成了一篇勉强凑合的官样文章，才得以在1978年《红旗》第二期发表。
“两个凡是”的统治结束后，罗荣渠“实现自我”独立自主进行的学术研究才得以上马。他写出了《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和《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等论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集中全力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写出了《现代化新论》和《续论》等专著，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史学比较研究中作出了前人未有的建树。若不是因过度劳累于1996年4月4日突发心肌梗塞而过早辞世，他在学术上的潜力还会有更大的发挥。
以罗荣渠与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