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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过度劳累于1996年4月4日突发心肌梗塞而过早辞世，他在学术上的潜力还会有更大的发挥。
以罗荣渠与冯友兰比较，“文革”结束前罗荣渠在北大治学的半“失落自我”是心有不甘、挣扎不已的。他曾借用王船山自撰墓志铭中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两句来形容自己前半生的被迫无奈之态。1993年，在一首与老同学唱合的《七律》诗里，他道出了“拨乱反正”后的心声：
归燕何嫌枫林晚，秋虫仍悸雪后霜。〔28〕
这两句诗透露出他“实现自我”以后虽不以为时已晚为恨，但对极“左”运动仍心有余悸。其后，他在致笔者的信中又借用了下列诗句表白自己的态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说明，他为坚持“实现自我”，已决心把祸福置之度外了。
反观同一时期的冯友兰可知，冯在“批孔”时是甘心无怨、完全服帖的。早在196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会议闭幕时，冯友兰因受领袖接见得与合影，即喜极而赋：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科余光。
1972年在接受“梁效”顾问头衔前，又口占道：
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阴。〔29〕
这与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著文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桎梏的行为，可谓判若云泥。他在完全“失落自我”后又突然彻悟，猛然掉头“回归自我”。这也许是由于冯友兰“失落自我”前在学术思想上早已成熟，因而“回归自我”无需渐进的过程。而罗荣渠却是刚刚准备“实现自我”时就遭到外力压制，一直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所以他的“实现自我”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关于冯友兰在“文革”中的“失落自我”问题，评说者众议纷纭，对他难表谅解者仍有人在。他的女儿宗璞说：“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30〕
有关冯友兰的各种评说难以尽述，此处只能从略。至于罗荣渠逝世以后，论者对他在“文革”中的半“失落自我”大都深表同情与谅解，很难再见到对他的批评。北大健在的高龄教授、前辈著名学者季羡林曾与他同被关在牛棚，则对他的坚强不屈表示赞扬。１９９７年，季老以“风扬劲草，雪斗寒松”八个字为他的书法集题词，认为这不啻是他的写照。倒是罗荣渠对自己仍不感到满足，在去世的前一年作过如下自省：
每个人都应认真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就我而言，一生深受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熬煎，长久处在左右为难之中。我曾努力与过去告别，均不甚成功。回首往事，有如大梦，但仍未彻悟。……但是，我们曾为之追求的幻想与希望之火，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将继续为之求索。〔31〕
他还说：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真正的巨变应该说才刚刚开始。〔32〕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不断演变，他感到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这也许就是他自称“仍未彻悟”之所指。
注释：
〔1〕《书屋》所载歌词内，“需人杰”误为“须人杰”，“便一成三户”误为“便一城三户”，现据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校正。
〔2〕〔3〕王学珍等四人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8、1页。
〔4〕〔5〕〔6〕〔9〕〔2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3、300～302、304、139～159页。
〔7〕〔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194～195页。
〔8〕曹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10〕〔16〕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12页。
〔11〕〔15〕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载台湾《传记文学》2006年1月号。
〔14〕〔15〕〔31〕〔32〕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4、268～269、240页。
〔17〕〔18〕〔19〕〔20〕程伟礼：《信念的征程·冯友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7、245～246、112页。
〔21〕宗璞、蔡仲德：《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2〕〔2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56页。
〔24〕〔26〕〔27〕〔28〕罗荣泉：《求索斋实录——罗荣渠年谱》，2002年打印稿未刊本，第53、78、82、129页。
〔30〕单纯编：《三松堂主》，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11页。
走出了“霍布斯时代”？
——读《战略演讲录》
？ 程亚文
上海交通大学年轻的国际政治学学者郭树勇先生，近年在潜心教学、研究和著书之余，立意要把活跃在当今中国战略学界的那些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们的思想，汇成一个集子，以便为我们把握激变时代的思潮动向，提供有代表性的文本，也为中国未来发展开发智慧资源，尽些个人之功。如今这本取名《战略演讲录》的集子，已由北大出版社惠印。仔细拜读，感觉此书来得“正是时候”。
大概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人对于国际问题的兴趣陡然增长了起来。我想这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有关。当时美国与南斯拉夫开战，美军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时间举国哗然，群情激愤。恰好那时中央电视台也对以往的新闻节目播出方式有所创新，让各种专家学者走上荧屏“现场直播”。国际政治、军事和战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战争进行“现场解读”，芸芸大众通过电视就可以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和战场“即时感知”。这刺激大批观众来观看央视和凤凰卫视的政治、军事类的新闻评论节目，也使那些走进荧屏“现场解读”战争的专家学者瞬间成名。
科索沃战争仅是开端，进入新世纪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几场事件和战争，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是持久地吸引了人们对于国际政治和战争问题的关注。有心的人会注意到，诸如《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和《世界新闻报》这些专门报道国际时事并进行及时评述的纸质媒体，是在上世纪末时才陆续出现并在短短时间内赢得大量读者的。据说《环球时报》目前的发行量已达一百余万份。而电视媒体亦如是，国际时事及相关评述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表面看来，是在中国之外发生的那些突发事件的火爆场面、所具有的电影效果，才使在身其外的中国获得了“眼球”效应。这样来看中国人的国际关怀，好像有些道理，不过，要面临的一个诘难乃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世界并不就是一片和平，也冲突和战争频发，但那时中国人对中国之外发生的那些大小事情，却显然不像今天这样热心。其道理又何在呢？
书中张文木的演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似乎对此提供了一点解答的线索。在张文木看来，无论世界也好，中国也好，都已今非昔比，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历大幅度调整，经济全球化已席卷地球每一角落；而中国也已走出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走上了作为第二发展阶段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在主动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合唱后，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比，今天的中国恍若已成另一个国家，二十余年前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仍无足轻重，只占GDP的一点零几，而到了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便已达到百分之四十，近及2005年，更已达到创记录的百分之七十。与此同时，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特别是油气和铁矿石资源，也早已不能自给，而要依赖世界其他地方的供应。
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变化，可以说，中国与世界以往是“彼此离散”，而现在则是“相互关联”。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再简单只是中国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彼此离散”年代，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经济基本自给自足，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对中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如今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与中国“相互关联”，中国之变必定连动世界之变。而世界之变也必定牵引中国之变。处在经济全球化漩流中的中国人，还能不“睁眼看世界”吗？
不仅中国人不能不多留心世界，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且与以往显著不同。从战略的角度看，持这种看法的人与时益众，那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影响国际事务和世界战略格局的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能源政治的凸显，另外一个就是所谓中国“崛起”。冷战在欧洲结束以后，世界特别是一些大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是与中国在同期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提升相同步的。两极体制刚刚崩溃的1992、1993年间，一些国际组织就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认定中国GDP在世界的排名，早已进入前七之列；更有甚者，干脆一口咬定，中国只比美国、日本落后，而排在第三。中国经济“崛起”也在那时候开始在世界各地辗转流传。及至进入新世纪，这一说法已不再是“传言”，而的确已为事实。因为仅从GDP来看，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