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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这一说法已不再是“传言”，而的确已为事实。因为仅从GDP来看，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便已排名世界第六，而到2005年，更以二点二万亿美元的GDP而位列世界第四。
从中国自身来看，这一成就殊可自豪，又来之不易。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乃亚洲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之后因为战争的接连失利，国家竟然一步步陷入衰落乃至最后王朝崩溃甚至政权分裂和政治动荡，及至1949年才得以重新统一。其间多少奔波多少屈辱！置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短短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由“天朝上国”到“普通弱国”再由“普通弱国”到“普通国家”的几度变迁。
相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求存”（保国保种与重新推进国家统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求强”（国家初步实现统一后防止再受侵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致可以认为进入了“求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一阶段并不是对以往“求存”、“求强”目标的简单扬弃，而是将前两者一并纳入了“求富”目标的统一性追求中，使“求存”、“求强”与“求富”之间互相关照相互补充。由于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已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具体落实，处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事实上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经历着新一轮的文明复兴。
中国的文明复兴具有和平底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内与外所发生的那些战争，无一不在战略上具有被动防御性质，是为国家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战性举措。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崛起”作如此理解。世界政治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力关系。对于大国来说，敏感的还是相对实力的升降。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一些国家看来，肯定会连动产生政治、军事效应，将修改国际关系，挑战霸权国家，打破世界力量平衡，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战略格局。这种判断也并非纯粹意识形态因素使然，而有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依据。世界政治的变迁一般都是从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始，即一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长、技术能力的相对提高，是大国战争和国际政治生态变迁的基本动力，因为“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权力或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是相互联系的”。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国际政治学名家和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均持此说。最近米尔斯海默的著述《大国政治的悲剧》，地道地坚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宜未雨绸缪。
从现实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崛起”和文明复兴，也正在世界一些地方引起戒备。有心的人会记得早在十余年前的1992年前后，那时一边是一些国际组织高声惊呼错估了中国的GDP，另一边“中国威胁论”之声便已不绝于耳。日本、美国是对此聒躁最多的国家。之后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美国军事部署由以往重在欧洲而往亚太区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动作也接二连三。今年新版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干脆已将中国列为“新兴强权国家”。
如上种种，浴火重生的中国业已大大发展了，但在正在展开的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际性压力能说为小吗？如何应对在经济增长稍有所成后，世界其他大国对中国的猜疑，以及可能发生的或大或小冲撞，以保障中国文明复兴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当代中国人不能避开的一大问题。在这种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情势下，对内对外的总体上的长远筹划，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而这种总体性的长远筹划，就是战略。没有战略或者战略视野短缺的国家注定其行不远，因为“战略的贫困是民族的大敌”。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文明复兴都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哲学，另一个就是战略，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保国家长治久安。“国之大事”从来不是儿戏，不虚心谨慎精细斟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几亿十几亿人的荣乐毁损，就会在“纤绳上荡悠悠”，随时都有失足堕落之险。
这本《战略演讲录》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各人思想观念不尽相同，有些还相互对立。不过，由于都生长在同样一个年代，都围绕着一种问题而发议论，从这些“杂多”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线索来，它们或可视作为这些战略思考者们的共同关注，多多少少也代表了目前战略学界对关涉中国与世界的那些大是大非问题的普遍看法。
战略即选择。战略选择又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约束下产生的，世界总体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相碰触，所给一个国家造就的国际生存条件或曰外部环境，是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为中国发展量体裁衣，首先要有合适的时代感觉，要弄明白今已何年，世道几何，人类社会已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郭树勇在开篇《导论：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中，行文伊始就谈到“时代”问题。据他梳理，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二是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三是人权制度下人类共同体内共处与竞争的时代。第一个时代起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衰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特征是大国间战争是维护安全和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崛起于战争中。第二个时代出现于冷战时期，郭树勇认为它将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其特征乃是大国之间开始将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作为一种原则，维护安全的手段从总体战争向有限战争转换，战争对象不再是其他大国，大国之间维持一种威慑或冷战状态。而第三个时代，实际上还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其雏形就是目前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再现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它们以其相互依赖和国际性集体认同遥遥预示了人类未来，就是主权制度将逐渐让位于人权制度，战争不再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手段。在这一时代，虽然“国家仍然存在，但有着更加强大的全球治理体制，大国崛起与衰落只是‘世界国家’或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代表权竞争而已”。
在和平欢歌中，人们容易成为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当然郭树勇不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理想主义冲动。但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的博弈中，他又尽力克服了这种单纯伦理主义的冲动，而提倡一种“东方现实主义”，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调和，既承认实力政治的存在，又主张软权力的理念感召。也因于此，对上述三个时代，郭树勇觉得，第一个时代是受刻意区分敌人与朋友、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所主导，属于已经翻过去的一页。第三个时代作为诉求友谊、合作、非暴力和永久和平的康德文化，是有待实现的未来。而正在展开的，则是第二个时代，既非完全的敌对，又非完全充斥友谊，而是有合作又有竞争。我们要在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背景下考虑进退取舍。
郭树勇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我想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革命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可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变迁，其实也受制于一定的范式。不过，在某一时期，又总会存在一个范式，同时存在多个次范式。范式决定了世界政治的主要方面，而次范式也同时活跃于世界政治中，规范了另外一些方面。它们或者是旧范式的延伸、成为不太可能重现光芒的明日黄花，或者是初生幼芽，在不断发展壮大中试图突入前台取现行范式而代之。上述三个时代，第一时代在郭树勇看来，已成为历史，那事实上连次范式也算不上了。而第二、第三时代，则共存于相同时间概念中。不同的是，第三时代尚未主导人类政治，那当然只能是次范式，而第二时代则构成范式。
由于范式与次范式同在，思考超越国家范围的政治问题，当然不能一厢情愿，放弃一切暴力假设，而要看到大国竞争仍无时不在，仍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李际均和倪乐雄两先生同样多有谈及。相对来说，他们的看法要悲观一些。李际均指出，尽管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倪乐雄在论述中国的海权问题时则断言：霍布斯时代并未完全步出人类历史，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基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为后盾，倪乐雄认为，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终结霍布斯丛林法则，而不能判定世界已经朝着永久和平方向不可逆转迈进。即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能证明它是不可逆的。
既然如李际均和倪乐雄等先生所说，人类还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时代”，那么，慎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就非常必要。在此问题上，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这两种态度共时并存：一种是，冷战在欧洲结束后，东亚世界冷战结构犹存，美日等国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作战对象，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也由于美日等国的四面围堵而愈显险恶，因此，万不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另一种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国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