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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态度已不用多评，具有“片面正确”性，把树苗当成了大树。人类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怀着良好愿望，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某种甜美的可能上，是不明智的。然而，继续以往日那种方式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顽固于霍布斯法则的绝对性，又显然缺少时代具体感。战争是发展的，和平也是发展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变化，近半世纪以来，人类在制约战争、创造和平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也值得重视。“冷战后的时代，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干预的条件和制裁手段增多，因而国际军事条法的作用相应增大。”不看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不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会陷入纯粹的悲观主义，把世界再次敌我两分，并对此极端化。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维护和保障和平的手段应该说已经越来越丰富。不足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稳定的和平模式人类至今没有发明出来。也因于此，李际均提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首先是防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不简单就是准备战争，还包括遏制和防止战争；不能遏制和防止战争，也就不会有和平。这是李先生特意做出的一种区分，并认为“不战而和”与“不战而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表现。我觉得，这点出了当下我们在考量战争问题时在思维上难以打开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总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把军事战略的实质，与战争准备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安乐、和平至久的国家来说，谈论战争好像根本就已不合时宜。李际均接下来的一个论断是：“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国际法规定国家有战争权利，在万不得已时，国家还是要行使这项权利，它有其法理依据。职是之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实战能力，准备打仗，仍然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最可靠保障，而不能寄望于空泛无边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一，但至少在人类史的这一时刻，它还是不能替代国家自助能力。对于大国来说，只有具备充足的自助能力，才能有效地创建和实施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谋国际安全。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大国后，才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带头倡导集体安全，就是明证。
这种观念在张文木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们的看法与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的许多人都有不同，即并不认为世界政治已进入洛克时代或者康德时代，民族国家和国防能力已不再无足轻重，相反，不坚持主权和国家利益，不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不仅一些现实问题无法缓解，而且中国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也难以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力量的大致均衡基础上的，“和平是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相互制衡的存在形式，是国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相适应或缓和的时期”。这其实也是如摩根索、基辛格和尼克松等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命题。
在这种现实主义视野下，李际均还对时下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过高宣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承认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变得比以往重要，并且影响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种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传统安全问题。这与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对战略问题特别是大战略和战略文化问题的研究，逐渐脱离“战略”一词的本来内涵，不再言战争和军事，相反突出非传统安全，不言而喻，大异其趣。
此书所谈当然不仅上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张文木和倪乐雄从文明复兴与战略能力生成双重维度，在书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海权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资源供给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不能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安全供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就难以为继。而“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张文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堪为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典型之作，其中将海权所作的海洋权益（sea
rights）、海上权力（sea power）和海洋霸权（sea hegahomy）的区分，以及认为经典的西方海权概念乃是无限的海洋霸权，而中国所应开拓和秉持的则是有限海权和合理的海洋权益，无疑是对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的当代修正和中国化。但是，从军事角度看，为张文木和倪乐雄所看重的中国海权，并不简单就是海上力量和海军问题，海洋上的事情，在当今时代更多已要在海洋之外解决，所谓“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是也。而刘亚洲的文章《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对此述之甚详。文中着眼于世界战争变革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在战争领域正在进入空天权时代。在此一时代，“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一麦金德式的预言，发人深省。
《战略演讲录》对于关心中国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是一本好书，其中的观点未必都为正确，但却非常启人思路，增益智慧。
（郭树勇主编：《战略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不自由的大学
——读《高等教育哲学》
？ 王 东
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那时，美国的大学生们不仅抱怨伙食、住宿等问题，有部分人甚至集会抗议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一些举动还演化为程度不同的骚乱和暴力行动……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借用阿诺德·托恩比的话，他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艰难时期”。而这种艰难具体表现为学术自治的限度问题、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价值问题、入学上的反向歧视等。曾经被喻为“象牙塔”（ivory
tower）的大学，开始变得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一
与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而且各种社团林立。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一样，“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人行会或手工业行会都拥有自己的法人独立地位，并从教会和封建领主那里分享了一部分自治权。允许大学师生结社、罢课、罢教，自由安排课程、聘请教师或享有迁移权、行乞权、免除赋役和捐税等特权，均肇始于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定大学是“象牙塔”的理由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早期的大学一度与教会、封建领主构成了独特的“三权鼎立”关系。如果说，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大学的疆域毫无疑问则是学术与知识。“自由的大学”与“大学的自由”互为因果，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就像洪堡所说的一样是“社会的道德灵魂”，这是自由大学的特征；二是大学还有探求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的自由，不受权力和利益的羁绊。
正是基于自由的基础，西方文明才开始了它一次又一次对真理不计个体得失的追求，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均是如此。很难想象，这些学者如果成长在有着数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们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本质上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排斥自由和理性的，它高扬德性，认为忠孝仁义、诗书文章才是旧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相反，西方学者一直把社会理性、科学理性当作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布鲁贝克援引康马杰的话说：“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否则就不是大学。”这似乎也暗示着，为什么古代中国有大量书院，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960年以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布鲁贝克所提及的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也就在这一时期首次成为人们的议论焦点。而大学的“不自由”还迫使公众重新思考诸如终身教职等问题，为学术自由划出一定的界线，至今赞同与反对者仍各执一词。从自由到不自由，这正是当下大学受质疑的根本原因所在。“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谁来监护高深学问的看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