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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是北宋末年的著名大宦官，他靠逢迎讨好宋徽宗而获得宠信，充当监军，手握兵权近三十年，不但在战事中冒领军功，掩盖败绩，迷惑人心，得邀恩宠，而且培植党羽，残害忠良，卖官鬻爵，胡作非为，被称为“六贼”之一。但他在平定方腊起义时以皇帝“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还是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份“圣旨”虽然是假的，但它确实起到了平息民怨、挽回人心的作用。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如果不是迅速采取这一争取民心的措施，他要平定方腊起义，那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昏庸的宋徽宗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形势稍有改观就马上恢复了应奉局，继续原来的错误政策。五年后，北宋被金国灭掉，他自己也当了俘虏，也就不奇怪了。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童贯假传圣旨，虽有伪造圣旨之嫌，但毕竟是在宋徽宗亲自授意之下进行的，所以，这份“圣旨”形式上虽然是假的，但内容却是真的，而且客观上又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所以不能算作什么大坏事。而宋徽宗朝另一个大宦官梁师成让人模仿皇帝笔迹，伪造“御笔手诏”，以售其私，就完全是一种祸乱朝政的行为了。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2〕。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二十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他们都是寒门出身，都做过中书舍人（秘书），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取得皇帝的宠爱。皇帝对这些人，自然也是另眼相待、十分器重的。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任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3〕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才在李绛、武元衡、裴度等几位宰相的辅助下，先后平息剑南刘辟、江东李锜、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的反叛，使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幽州）也相继归顺朝廷。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至此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赋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三十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4〕。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五千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朱克融的这份报告，以武力为后盾，以言辞相要挟，态度相当蛮横。而他所谓的助修洛阳宫阙，表面上好像是讨好朝廷，在拍唐敬宗的马屁（因为唐敬宗想修好洛阳的宫阙后去东都游乐），实际上是向朝廷示威。其悖慢无礼，确实令人发指。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十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朝廷赐给你们的春衣，有关部门制造时不严格，朕也很想知道真实情况，已下令调查处理。关于幽州将士的春衣，从来都不由朝廷征调供给，而是由本镇自行安排解决。朕并非舍不得几十万匹财物，只是朝廷向来没有这个先例，不能只给幽州。’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5〕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辞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敢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了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虚与委蛇，故作姿态
内容上真真假假的圣旨自然不只上面这一件。晋哀帝隆和元年（362），东晋小朝廷在答复权臣桓温的迁都请示时，虚与委蛇，故作姿态，其手段与唐敬宗假意答应朱克融的要求可谓如出一辙。
永和十二年（356），东晋权臣桓温乘周成占据洛阳被姚襄围困之机，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目标是占据许昌的姚襄。姚襄原是东晋将领。殷浩北伐时，他是前锋，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致使殷浩大败。姚襄背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
六月，桓温挥师自江陵出发。八月，进至伊水（在洛阳城南）。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大败姚襄。周成率众出降，桓温进入洛阳。
此次北伐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没有答应。收复洛阳后，他于哀帝隆和元年（362）五月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求将永嘉之乱后流亡至江南的人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可惜“轻社稷”的南渡君臣早已忘了“望旌旗”的中原父老。他们习于安乐，耽于逸侈，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甚至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上疏反对迁都，认为迁都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6〕。
朝廷不愿迁都，这是上下一致的共识，但如何答复桓温的请示，却成了一道难题。当时朝廷十分忧虑害怕，准备派某位重臣去劝阻桓温。还是扬州刺史王述比较厉害，能够洞察桓温的真正用意。他说：“桓温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威胁朝廷罢了，并非真想迁都。只要依从他，他自己就不会去了。”大家认为王述言之有理。朝廷于是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也就是把迁都的有关事宜都交给你桓温全权筹划办理。皮球踢回去后，桓温一点反应都没有，迁都之事果然由此作罢〔7〕。
在迁都一事上，桓温为什么出尔反尔，言不由衷，说一套做一套呢？原来桓温所谓的迁都，确实是一种虚张声势和故作姿态，其目的只是为了贪图复兴晋室、还都洛阳之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然后达到篡晋自立的目的。但迁都是项大工程，不是说迁就迁得了的，东晋君臣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与他玩这种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假如朝廷不敢正面答复桓温有关迁都的请示，无疑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他以后肯定更加飞扬跋扈，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在玩弄这种既讨好卖乖又志在立威的游戏方面，桓温可以说是一位老手和行家。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北伐前秦。此次北伐非常顺利，形势非常之好，桓温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长安指日可下。桓温却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