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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桓温又在东晋君臣面前玩弄这一手段，自然会有王述这样的高人识破他的鬼把戏了。
捏造事实，欲盖弥彰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8〕。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杨坚篡位前夕，曾派梁睿为行军元帅，去讨伐和他作对的北周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当王谦被消灭之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归附，只有南宁州（今云南曲靖一带）的蛮族首领倚仗路途遥远，不肯服从。梁睿曾要求率领平蜀的军队前去征讨，但杨坚当时急于要做的头等大事是尽快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从北周手中把天下夺过来，因而没有同意。后来南宁州的首领爨翫接受招抚，被任命为昆州（今云南昆明市西郊）刺史，后又反叛。开皇十七年，隋文帝杨坚派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领兵去攻打他们。史万岁率部历经艰险，转战一千余里，先后攻破许多据点，打败三十多个部落，俘虏男女两万余人。其余各部落都害怕了，爨翫被迫再度请降，表示愿意听从约束，还献出直径有一寸的大珍珠等宝物，并刻石歌颂隋朝的德政。史万岁请示把爨翫带回朝廷，隋文帝批复同意。但爨翫心怀二志，不想离开本地，便用黄金珍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于是放了他，班师回朝。当时隋文帝的四儿子蜀王杨秀在益州，闻知史万岁受贿，派人索取，史万岁便将所得黄金珍宝全部沉入江底，杨秀只得作罢。回朝后，史万岁因功位晋上柱国。第二年，爨翫再次反叛，蜀王杨秀弹劾史万岁受贿纵贼，致生边患，毫无大臣气节。隋文帝责问史万岁。开头史万岁不承认，隋文帝火了，说要杀他，他才惧而服罪，并哀求隋文帝原谅。宰相高颎等人都替他求情，隋文帝怒气稍解，最后只给了史万岁一个免职处分。史万岁是勇冠三军的名将，一年后，隋文帝恢复了他的官爵，不久又任命他为河州（今甘肃临夏）刺史，兼领行军总管，继续让他担当边防重任。至此，此事算是有了最后了结。
如果说，在南宁州一事上史万岁确实犯有重大过错，那么，三年后出击突厥，他根本就是一个受害者，而害人者便是当朝第一权势人物杨素。杨素为什么要害他？因为史万岁功劳大，杨素十分忌恨他，怕他威胁自己的地位，欲除之而后快。
开皇二十年四月初，突厥达头可汗率军侵犯隋朝边境。隋文帝颁下诏书，命令晋王杨广、尚书右仆射杨素率兵出灵武道（今宁夏灵武），汉王杨谅与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合击突厥军队的入侵。史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和杨义臣等出边塞，行至大斤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与突厥军相遇。达头可汗派人询问：“隋朝大将是哪位？”隋军侦察骑兵说：“史万岁！”又问：“莫不是当年威震敦煌的那个戍卒？”侦察骑兵回答：“正是！”达头可汗慑于史万岁的威名，慌忙引军退去。史万岁率军纵马飞驰，追杀了一百多里，斩敌数千，大破突厥军。又继续跟踪深入沙漠数百里，才胜利归来。而杨素率领的另一路部队则连突厥军的一根毛发也没有捡到。
史万岁从前线回来后，杨素嫉妒史万岁的功劳，对隋文帝说：“突厥本是来投降的，这次根本没有侵犯我朝，只是来塞上放牧牲畜而已。”想就此埋没史万岁的功劳。可是杨素的谗言说得太没有水平了：突厥不是来侵犯，隋朝为什么要派出两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然而隋文帝偏能听进他的一派胡言，果然不对史万岁和他的部队进行嘉奖。史万岁几次上表陈述，隋文帝仍未醒悟。太子杨勇当时遭到废黜，隋文帝正全力追究太子党羽，严防东宫结党谋变。一天，隋文帝问史万岁在哪里，当时史万岁实际上就在朝堂安抚其部下，杨素却说：“史万岁朝拜太子去了！”以此激怒隋文帝。隋文帝听信了他的话，命人将史万岁召来责问。史万岁听到皇帝召他，还以为自己部队有功不酬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便对在朝堂上叫冤的部下说：“我今天一定要对皇上说清你们的事情，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见了隋文帝后，他就讲：“将士有功却被朝廷压抑！人心不服，很不公平！”措辞很生硬，语气也含怒，态度又激动。隋文帝本来就怒火中烧，如今又听了史万岁这一番莫名其妙的气话，于是更加愤怒，当即下令左右将他拖出去用乱棍打死。但隋文帝很快就醒悟并后悔了，派人去追，然而什么也来不及了。一代名将，就这样被打死于乱棍之下。不仅如此，史万岁最后还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用冠冕堂皇的公文形式，正式向天下公布。
故弄玄虚，糊弄朝廷
圣旨有假其他公文自然也有假。在古代，假公文即使不能说泛滥成灾，至少也是吏治腐败的重灾区之一。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国主完颜亮率领六十万大军分四路南征，其声势之大，为金立国四十余年绝无仅有。完颜亮统治初年，就醉心于跨江一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次南征，便是他为实现灭亡南宋、“使海内统一”的野心而孤注一掷的一次军事冒险行动。战争之初，金军连败宋军，在十月中下旬便到了采石，与南宋隔江相望。
然而，南宋守将、左朝请大夫、知太平州王傅为了掩饰自己的败绩，并没有将实情报告朝廷。数日之后，有人批评王傅不应该隐瞒军情不报，他才迫不得已向朝廷作了报告。王傅因自感理亏，于是一日之内连上八道奏章，仿佛要借此弥补前几天本应撰写而没有撰写的报告似的。更可笑的是，在这八道奏章里，王傅开始只奏报说金人已进攻采石而不说明是东采石还是西采石，朝廷接到这份报告后，大惊，三省、枢密院的官吏都携带家眷逃离京城，京城百姓惊疑混乱的局面无法平息。接着又奏报说，金军已到杨林而不说是杨林渡（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朝廷不知杨林是在长江以南还是以北，更加恐惧，于是派人到民间去寻访当涂、历阳一带的人，询问杨林的地理位置，直到夜间二更时分，才找到一个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说杨林是西采石的一个渡口，于是惊疑混乱的局面才稍微平息下来〔9〕。
王傅故弄玄虚，一天之内故意编造八道奏章糊弄欺骗朝廷，其动机显然是企图制造假象，使朝廷摸不着边际，以便蒙混过关，达到其推卸隐瞒军情不报之责任的目的。可笑的是他最后居然未受到任何处分，说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毫无军纪可言。正因如此，在当时，向朝廷打假报告的便不止王傅一人。据说当时各处派来向宋高宗驻地报捷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百姓却说：
“每天都听到报捷的消息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每次报捷的战场都比上次更近了，也值得担忧。”〔10〕
谎报战绩，沆瀣一气
公文造假的普遍动机，是为了邀功请赏。发生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樊城功赏”事件，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
这一年秋天，金国主完颜亮率领号称六十万大军的兵马分四路南侵，南宋布置在淮东和淮西的军队都不战而溃，撤退到江南。十月中旬，金军进逼樊城，都统制吴拱奉命镇守襄阳。在前一夜，有三个当地百姓爬城进入襄阳，告知金军即将到来，吴拱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未做守御的准备。第二天，金国三千骑兵突然进逼樊城，准备夺取浮桥，直逼城下。自从宋金两国订立和约以来，樊城的城墙没有维修过，如今多处缺坏。副将翟贵、部将王进当时率领二百名士兵戍守在这里。统制官张顺通带领一百个骑兵巡逻，与金兵遭遇，战斗打响。最后，翟贵、王进领兵出战。吴拱登上城头，陆续调出军队阻击敌人。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