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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城功赏”虽说臭名昭著，但比它更使人气愤的谎报事件还不知有多少。明神宗年间东征援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谎报军功事件，就属这一类。
万历二十年（1597）五月，日本发动了第二次对朝鲜的战争，并以优势兵力很快攻破闲山、南原等地，明朝辽东援军三千全部被歼。到当年十二月，明朝军队虽然取得了蔚山战役这一小小胜利，但不久就被日军援兵包围于岛山。明朝主将杨镐率先逃跑，所部顿时溃败，士卒死伤达两万人，辎重大批丢失。遭此一败，明朝军队完全丧失斗志，于是退守王京？穴汉城？雪，朝鲜战争从此陷入相持局面。第二年七月，日本丰臣秀吉死去，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乘机邀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渡海东归，朝鲜战火才渐渐熄灭。丰臣秀吉如果不死，这场战争肯定还要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他的死，是导致这场战争早日结束的根本原因。
朝鲜战争虽然是因为丰臣秀吉的死去才结束的，但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军队却多次向朝廷谎报战绩，并压制打击如实反映情况的人却是不虚。
日军攻破闲山、南原后，明朝提督麻贵派兵守卫稷山。日军退驻井邑，麻贵便乘机奏报青山、稷山大捷。海防使萧应宫揭露说：“倭寇是自己退兵的，在青山、稷山并未接触作战，怎么谈得上报功？”麻贵的上级杨镐和邢玠十分恼怒，便弹劾萧应宫并将他逮捕。
岛山败绩后，明军全部撤回了王京，当时各营统计伤亡名单，称士卒死伤达两万。经略朝鲜事务的杨镐大怒，压住报告不上奏朝廷，只称死伤百余人，并在总督邢玠的支持下，反而打假报告向朝廷请功。待赞画主事丁应泰上疏揭露战败的实情后，朝廷才将杨镐撤职查办。
万世德接替杨镐经略朝鲜事务，畏敌不敢向前。日军渡海东归后，他却会同邢玠向朝廷报捷，结果，麻贵、邢玠、万世德等受到奖赏，杨镐也官复原职。督学御史李尧明向明神宗飞报奏疏他们虚报战绩的情况，明神宗居然十分不高兴，把李尧明的奏疏扔在几案之上。而一直在辽东前线编制战况册籍，又亲自到蔚州、南原、稷山等地查核各路战败情况并据实写出报告的给事中徐观澜，最后却被勒令“回籍养病”，丁应泰也被邢玠弹劾，最后受到撤职处分。总之，说实话的没有一个得到好报。
弄虚作假，自欺欺人
说到皇帝喜欢听假话，不能不使人想起晋武帝司马炎特意让傻子儿子司马衷写作批复这件事。
晋武帝所立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子“不慧”，不能负起继承人的重任。很多大臣想对晋武帝陈说这件事，但都不敢开口。有一次，西晋元老、尚书令卫瓘陪晋武帝在陵云台宴饮。他假装喝醉了酒，跪在晋武帝的座前说：“我有事要向陛下启奏。”晋武帝问：“你要说什么？”卫瓘欲言又止好几次，最后趁势抚摸着晋武帝的座位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晋武帝明白了他的意思。
打这以后，卫瓘对这件事情再也不敢提起，晋武帝却一直把它放在心里。有一天，晋武帝把东宫的官吏召集到一块，为他们设宴，而把尚书省处理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密封起来，送给太子，让他批复处理。晋武帝的用意十分清楚：考察太子的从政能力，验证司马衷的智商究竟如何。晋武帝之所以要把东宫的官吏都叫走，目的是为了防止作假。然而太子妻子贾南风和东宫的工作人员还是合谋做成了一系列假批复，瞒过了晋武帝这个“官僚主义”。
做成这些假批复，给事张泓起了关键作用。贾南风得知晋武帝要太子批复处理疑难公文的消息后非常恐惧，急忙请人为太子起草了批复文本。但这些批复引用了很多古书上的道理来阐明问题，智商低下的司马衷根本写不出来，所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是假的。张泓于是说：“太子不学，这是陛下所了解的。但批语里引用了许多古义，这必然会引起陛下的疑心，从而发觉它是假的。这样不但起草者会受到责问，而且还会增加太子的过错和不足，倒不如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贾南风听了非常高兴，对张泓说：“你这就好好地给我起草批复，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我以后与你共享富贵。”张泓立即起草批复，写好后，让太子亲笔分别抄录下来，然后送给晋武帝看。因为这些批复做得“天衣无缝”，晋武帝看了后非常高兴。后来，晋武帝还把这些批复拿给卫瓘看，卫瓘只有局促不安，无言以对〔12〕。
太子妻子贾南风和给事张泓为司马衷起草批复，表面上好像是骗过了晋武帝，巩固了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从而让他顺利继位做了皇帝，实际上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坚持传位给太子司马衷，在故意演戏给卫瓘这班大臣们看。司马炎和妻子贾南风是在演双簧，无非是司马炎一个在台前、贾南风一个在幕后罢了。因此，司马衷最后能够做成“好”批复，正是晋武帝纵容弄虚作假并十分乐意看到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它来封住大臣们的口，不仅达到了为太子护短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叫大臣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说三道四。
伪造文件，加塞私货
古代那些假公文当中，也有少部分是文书工作人员利欲熏心、以权谋私炮制出来的。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九月十二日，中书省守当官周卞在开封府被公开杖杀，就是因为他在由宫内特批的剃度僧人的敕令中私自增加了童行三十四人的缘故。
守当官是宋朝中书省低级文书工作人员，共有编制十七人，周卞是其中的一员。宋朝对剃度僧人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在数量上更有严格限制。一个普通的文书工作人员，竟敢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公文时私自往里面塞进“私货”，周卞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童行是我国佛教度僧的特殊制度。童行亦称为童子、行者，即在未被剃度成沙弥之前，留有长发、居于寺院的人。童行是沙弥前的准备阶段。童行者首先须得到父母、祖父母的出家许可证明，并有寺院的接受承诺，方能入寺修学，由接受的比丘（和尚）为其确定法名，并进行童行籍登录。有侍养祖父母和父母的义务、犯罪者及有犯罪前科者均被禁止成为童行。但由于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因此唐五代以后各朝都有“衷私剃度（僧尼）”的发生。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所以，由童行剃度为沙弥，再由沙弥受戒为僧尼，在许多朝代均需依照一定的律令手续办理，否则私度属于违法行为。童行制度的出现，与汉地佛教僧团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标志着教团度僧自主权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教团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官府对度僧的直接监管，强化并保证了僧团的整体水平。
童行制度在唐五代十分流行，至宋代则日渐完备。宋代对佛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有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给出“公凭”，否则还俗。宋朝发放“度牒”的数量，据统计，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共十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每年为六千五百多道；熙宁元年（1068）至八年（1075）共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每年为一万一千一百多道。这还是发给佛、道二教的“度牒”总数量。具体到佛教，“度牒”数量当然更少。由于严格的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13〕。
而周卞一次就私自增加了剃度僧人三十四人，无怪乎要公开对其进行杖杀！
更为有趣的是，周卞一事被发觉后，开封府投鼠忌器，竟不敢去追问中书省的官吏。宋朝名臣富弼当时负责监察刑狱，他禀告执政大臣吕夷简，请将中书省的官吏交给开封府审问。吕夷简很不高兴，指着自己的座位对富弼说：“你就要坐在这里了，不要过于追求名誉！”富弼正颜厉色地说：“一定要得到这些官吏才罢休！”这才使周卞得到应有的惩处〔14〕。
为我所用，“盗”亦有道
正如读书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一样，在伪造圣旨方面，皇帝的对立面即古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也知道拿来为我所用。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庞勋就曾成功地伪造过一次圣旨，真可谓“‘盗’亦有道”。
咸通三年（862），由于南诏威胁唐朝边境，朝廷敕令从徐州、泗州募兵两千人开赴邕州防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行军前，约定三年换防。咸通九年（868），戍兵已在外驻守六年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还不招募新兵换防。几经请求，得到的答复是还要他们戍守一年，理由是经费困难，暂时不能派人前往替换。戍兵们听了，大为不满。当年七月，乘着桂管观察使李丛调任湖南而新官还没到任的机会，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带头造反，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抢劫了桂州仓库，然后向老家徐州出发。对他们所经过之处的州县官府，都束手无策。朝廷知道后，派宦官张敬思前来劝慰，声称朝廷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答应送他们回归徐州。戍兵这才停止剽掠。
朝廷表面上赦免了他们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