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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说，“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
②
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 关键是这种由欧洲人强加给波斯的组织形
式，使波斯军队既失去自己的文明之根，又未能消化和吸收欧洲的组织制度，
因而使之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土耳其帝国。在那里，不时地总有人想恢复帝国昔
② G ·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高晓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7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6 页。
② 同上书，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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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风采，那是靠军事进攻争得的，而一旦进攻的锋芒减弱，帝国机体内部
的矛盾和冲突就连绵不断，依靠内部力量很难再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想重
振雄威的帝国统治者，便企图借助欧洲列强的势力。这样，实际上是在自己
的脖子上套上一条绳索，而将另一端，交给了西方列强。早在苏丹色里姆三
世（1789—1807年在位）时，就曾进行组建欧式军队，以除掉近卫军为目标
的改革。马赫茂德二世（1808—1839年当政）时期，继续这样的改革，聘请
欧洲军事教官，成立军事院校，扩建新式军队，在经济上强化国家对宗教的
控制。 19世纪30年代，在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文职官员的
推动下，又推出一些非伊斯兰式立法、司法、行政的改革措施。按伊斯兰教
法，国家没有立法权，不设独立的司法机构，没有教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改
革者们主张国家立法，实际上否认了《古兰经》和《圣训》的权威。40年代，
土耳其帝国仿照法国法律制定商法，设立民法刑法混合法院，其中欧洲法官
和土耳其法官各占一半。1856年2月，苏丹又在英、法、奥的胁迫下，做了
某些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公开宣布保障基督教徒的生命、财产、信仰、
荣誉和平等的公民地位。自此以后，这种西方化的改革时起时落，20世纪初
的凯末尔改革是它的继续。关于这种改革的实际效果，世人有不同的评价。
曾长期在伊斯兰世界任职的英国外交官G·H·詹森在他的《战斗的伊斯兰》
一书中认为，土耳其的这类改革是不成功的。它与其说是土耳其帝国主动应
战姿态，不如说是西方列强挑战的一种形式。
西方列强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外国统
治者以罕见的一致性和不寻常的目的性、顽固性，力图尽可能少让穆斯林受
教育 （即使不得不做，也是施行一种非伊斯兰教育），同时，力图在穆斯林
①
社会的精神中制造分裂。”西方国家在伊斯兰各国建立、扶植欧式学校，排
挤、压制、冷漠传统的民族教育事业，让它逐渐削弱、解体。这些欧式学校
都使用列强的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将民族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逐出学校之
外 （例如，法国在西北非、叙利亚、英国在埃及）。打入伊斯兰世界的西方
教育事业，其目的根本不在传播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只是为了反对
伊斯兰，造就适合殖民主义需要的少数人材，使他们在伊斯兰范畴之外去发
展。列强的教育目标甚至不想培养彻底西方化的青年穆斯林，认为这对西方
也是危险的。对接受西方教育的青年穆斯林，仅仅是要求他们能在西方的行
政或商业机构里作中低级职员，并且人数也限制在仅能维持这些机构正常运
转的水平上。这些青年穆斯林本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他们被从伊斯兰的土壤
中连根拔出，移植到不充分的欧式教育环境，既不能理解欧洲文化的精华，
又失去了本民族的精神依托。这种教育制度的实施增加了伊斯兰世界的文盲
人数，也人为制造了它的精神上的空白。
伊斯兰教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伊斯兰世界，家庭、部族、各族、民
族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少数上层统治者借伊斯兰的名义
谋取世俗利益的争夺，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也是一个经常性的矛盾。“个
①
人主义和部族主义是穆斯林社会的两大毒瘤” 。伊斯兰世界的广大人民皈
依、信仰伊斯兰教，是希望并相信它能给自己带来和平和幸福。担当这项使
命已经够艰难的了。欧洲作为近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本应对伊斯兰世界的文
① G ·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74 页。
①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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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欧洲人及其掌握
的文明成果却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压力。面对新的形势，伊斯兰教必须有
新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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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斯兰的应战
任何宗教、文化、民族、社会实体，挑战总是避免不了的，克服挑战是
它们发展自身的动力。伊斯兰世界也不例外。早在四代正统哈里发后期，甚
至更早，自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一系列迫切要解决的宗教政治问题，就已
逼临到伊斯兰头上。基督教、犹太教的明争暗抗，古希腊哲学、印度的和古
波斯的宗教和哲学的影响，蒙古人、突厥人的进攻。在伊斯兰教内部，开始
是哈里发的继承程序和地位问题，有哈瓦利吉派、十叶派、穆尔吉阿派，在
教法和教义的理解上，有四大教法学派的论争，在人的行为的自由意志与先
定说，真主的正义性、单一性和先知的作用问题上，有穆尔太齐赖派及其对
手的斗争。最后，还有各种形式的苏非主义的出现，都曾使伊斯兰世界面临
极大的困难。凭着自己的勇气，处在上升锋头儿上的伊斯兰闯过了一道道难
关。尽管有些实质性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必竟在实践上，他们找
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就严峻程度来说，以往的任何困
难都比不上18、19世纪的挑战。这是伊斯兰世界在防守和退却中，由比它更
强大和有影响的外部力量强加给它的，迎接这次挑战的姿态将规定伊斯兰世
界未来的命运。
在以往1000年的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形成自己克服困难、迎击挑战的传
统。对于穆斯林来说，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当然是他们面对整个世界的基石。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对伊斯兰教的怀疑主义或非伊斯兰化倾向是极少见的。
卒于910年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伊本·拉旺迪及与他同时代的波斯人艾布·伯
克尔·穆罕默德·本扎克里亚·拉齐，大概算得上是仅有的这类人物。他们
否认启示、预言和先知的奇迹般的讲话，拒绝承认穆罕默德的超人的力量，
①
甚至攻击先知是骗子 。新的怀疑主义本世纪重新出现。各阶层穆斯林都坚定
不移地谴责这一倾向，维护伊斯兰的信仰。
同是信仰，又有3种不同的态度，即理性信仰、启示信仰、情感信仰。
相应的就有伊斯兰教的3种基本思潮和派别——理性主义、正统主义、神秘
主义。这就是基于伊斯兰精神应对现实世界的三种立场。18、19世纪伊斯兰
世界迎击挑战的姿态仍有这样的特色。
（1）正统主义
18世纪的伊斯兰正统主义以穆罕默德·伊本·瓦哈布（1703—1792年）
和瓦哈比派为代表。瓦哈布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纳季德地区，是个非常博学的
人。他直接继承阿赫默德·伊本·罕百里（780—855年）和伊本·泰米叶（1226
—1328年）的传统，他们的口号都是：“坚持回到‘虔诚的祖先，，即第一
代穆斯林的正统道路上去，以及坚持公共崇拜恢复其原有的纯洁的必要性。”
①
瓦哈布及瓦哈比派激烈地抨击理性主义，反对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伊斯
兰。他们认为，真主是世界万物的唯一创造者，它有绝对的正义性和单一性。
《古兰经》和《圣训》是真主对先知的启示，不是被造的。先知穆罕默德是
真主的使者，是神和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这一切都是神圣的，穆斯林们
① 参见马吉德·法赫里《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① 马吉德·法赫里《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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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它们。尤其是，虔诚的穆斯林的信仰是自然而然的，根本不会有什么疑
问，用不着去思考，因而也没有必要动用智力去解释和证明。对穆斯林来说，
全部宗教的源泉就是《古兰经》和《圣训》，它们的权威性是无与伦比的，
因而就不可能受到怀疑。这两部圣典是包容一切的，足以解决伊斯兰世界所
能遇到的一切问题。即使有一些特殊问题在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先知穆
罕默德的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即第一代穆斯林法理学家和学者，也已经根据
类比和公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