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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用心研究儒家经典，借用儒家的语言来阐发天主教教义。他将这些研究成
果用拉丁文写成书，传回西方，对西方人了解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利玛窦坚持向他所接触的儒士宣传介绍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
知识。传教士中有的反对这种方法，主张直接宣讲天主教教义，对此，利玛
窦很不以为然。事实证明，利玛窦的方法是成功的。通过这条途径，利玛窦
结识了不少很有影响的明朝官员和士人，并使他们成为他传教的得力助手。
明代王顺奄对利氏的天文学知识评价说：“彼释式之言天地也，其空幻虚谬
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测验可据，毫发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细。
①
圣教之与释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徐光启曾为明礼部侍郎、礼部
尚书并东阁大学士，他称赞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故于从政之余向利
玛窦学习天文、地理知识，而且很有成就，后经皇帝准奏而主持修历工作。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军8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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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603年受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支持传教事业，被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
几大支柱之一。
利玛窦还发现，要想在中国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必须获得官方的准许，
尤其是得到皇帝的认可。他想尽各种办法，几经周折，疏通关系，以进贡方
物的名义，于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终于见到万历皇帝，献上天主图像、
天母图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皇帝很高兴，
授其官职，赐与居第。从此，利玛窦在北京立住了脚，为后来天主教在中国
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利玛窦所以坚持这样一套“不与中国固有思想相背驰”的近乎“妥协”
的路线，与他对中国国情的总体认识有关。在他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少
有往来，对于外国人常怀疑心，时常害怕，尤其是中国皇帝，……唯一的明
智途径是慢慢取得中国人的信服，排除他们的疑心，然后再劝他们进教。”①
他认为他的方法并不违背天主教的哲学基础。天主教把知识分为形而下的事
物的知识和形而上的本体的知识。由事物的知识入手进而提升到本体的知
识，这种方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范礼安、利玛窦的传教方针被汤若望等继承下来。
汤若望于1618年启程来华，1622年底到北京，先学习汉语，后被派往
西安等地传教。他也是耶稣会士，像利玛窦一样有丰富的天文学、数学知识，
并通工学。此次到中国，他带了许多有关数学、天文学的书籍和天文仪器。
据说，他曾准确地予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一次日食，因此声望大增。 1630
年，经徐光启推荐，汤若望奉召入京参与修历工作，参加编纂《崇祯历书》。
1646年，该书经汤若望修正，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顺治皇帝在封面御
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由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
清军一入京，汤若望就受到清廷的保护，顺治帝很敬重他。1644年 11
月，汤若望由礼部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继续主持修历工作。由于创立新法有
功，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衔。 1653年，顺治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
1657年又加封他为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诰授其为光禄大夫。从此，汤若
望在清廷的官衔超过所有在中国的欧洲人。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不会把自己变为一位传授实用知识的
教师，天文气象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绝不会忘记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使命。
他在主持修历工作的同时，倾全力翻译著述天主教教理书籍，系统阐述天主
教神学学说，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向能接触到的中国人宣
讲天主教的教理和基本知识。明崇祯朝，汤若望曾获准自由出入皇宫，竟在
太监和后宫中发展教徒几十人，设两座教堂，经常举行弥撒。他还曾借机上
书崇祯皇帝，劝他信奉天主教。汤若望也不放过向顺治帝传授天主教理的机
会，希望他能成为君士坦丁大帝那样的皇帝。
（2）基督教“第二次教难”
1659—1670年，清朝曾发生一场借历法问题打击陷害天主教传教士的事
件，是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的第二次教难，是相对于明末的南京教难而言的。
范礼安、利玛窦、汤若望的传教路线，在来华传教士中，以及在耶稣会，
罗马教廷内部，也并非一致赞同。中国内部也不是都支持在一定范围内有条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8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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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接纳天主教。双方都有偏离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对话的关节点的
因素，因而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利玛窦等开始采用借佛以传教的策略，后又改为联儒排佛、道的方法，
引起佛教的不满。始于1616年，至1621年平息的南京教难，发起人和组织
者是明南京礼部侍郎沈，礼部尚书及东阁大学士方从哲，二人背后有大太
监魏忠贤的支持。这些人的动机据说与佛教的怂恿有关。
对天主教的责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正统意识形态；二是法律；三
是政治。沈等认为天主教欲扫灭中国圣贤传统，劝人信奉天主教，不祭祖
宗，是教唆人不孝不忠；天主教宗教仪式中涂圣油、洒圣水、男女聚于一堂
等，是伤风败俗，搅乱纲纪，念咒语，尚巫术，违背正统儒家观念，也为大
明法律所不容；天主教修历法，以西洋历代中历，破坏了自尧舜以来的传统
历法，又直接触犯了“禁私家告天”的明律。所有这些，都是无视大明皇帝
的绝对权威，蛊惑民众，图谋不轨。沈三次上疏皇帝，请求禁教。前两次，
万历皇帝未予理会。方从哲便暗示沈先斩后奏。于是，沈派兵逮捕了南
京的天主教传教士，严刑拷问，之后解往澳门；南京西式教堂全部拆毁，天
主教圣像及经书被焚；将中国的天主教徒治罪，罚作苦役。 1616年底，明
政府终于发布焚教令。
清顺治朝，由于皇帝的特别宠爱，天主教似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传教事
业也有很大发展。即便如此，排挤天主教的势力也依然存在。到康熙初年，
杨光先等便又借历法问题掀起了反天主教的高潮。
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参与修历工作，很有成就。《崇祯历书》被命名为
《时宪历》后，全国实行，汤若望又被委以要职，此事引起固守正统历法的
人不满。历法本属学术之争，可杨光先却将其拉入政治范畴。
首先，杨光先以宋明理学的宇宙观批判天主教的创世说。他认为，第一，
天不是由什么具体材料制造而成，只是阴阳二气的一种存在形态。“夫天二
气所抟撰而成，非有所而成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时
行而物生，二气之良能也。”第二，他认为天之上并没有造天的造物主。“天
设为天主之所造，则天亦块然无知之物矣，焉能生万有哉？天主虽神，实二
气中之一气，以二气中之一气，而能造万有之二气，于理通乎？”第三，既
然天不是造物主所造，它就不应有起始点。他说，儒者讲“无极生太极，言
理而不言事。”“若以事言之，则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则涉于诞矣。”
“而所谓无始者，无其始也。有无始者则必有先无始者之无无始，有先无始
者之无无始，则必有生无无始者之无无始。溯而上之，遏有穷极，而无始亦
不得名天主矣。误以无始为天主，则天主属无，而不得有。”第四，他认为，
天实际上只是一“理”，并非仅为有形之物，所以也就不存在有形的天的主
宰者。“夫天，万事万物万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气具焉，气具而数生焉，数
生而象形焉。天为有形之理，理为无形之天，形极而理见，此天之所以即理
也。天函万事万物，故推原太极者，惟言理焉。”
杨光先还从盖天说的立场出发反对地圆说。他说，如果世界各地都处在
一个大圆球上，则此面上的人与彼面的人脚心相对，彼方人就是头下脚上的
倒立着了，这是个常识，因此，说地为一大圆球，不觉令人喷饭满案。
至此，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批判，仍有学术责难的色彩。然而其真正目的
却不在学术之争。他将天主教士的宗教活动说成是妖言惑众，另有阴谋，一
下子将学术之争扯到了政治性的问题。他说，汤若望等“借历法以藏身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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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朝廷机密，若非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
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教士们推行西洋历法，实是将关系国家兴亡的
修历大事交与西洋人。如此一来，传教士们传教活动的全部目的便为预谋颠
覆大清帝国了。
杨光先的禁教主张，在顺治朝并没有被朝廷采纳。到康熙帝初即位时，
鳌拜擅权，杨光先又上书要求翦除天主教，废除西洋历法，并且也不再讲什
么学术理由，完全由盲目排外情绪所驱使了。按杨光先自己的说法，是“宁
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