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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反映出来坚持理念的气节令人敬佩。
譬如李固、杜乔死后，朝廷明令不许收尸，有人便携带了斧头等自杀工具，冒着杀生之祸前去替腐尸驱赶苍蝇，哭嚎流连。
鲁迅先生说的：〃敢于抚尸痛哭叛逆的吊客，敢于为民请命，是民族的脊梁〃，大概就是指的这几个人。
《后汉书》又评价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
如晚明的东林党人，如晚清的〃公车上书〃，如〃五四运动〃，这些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但是也像〃清议〃变成〃清谈〃一样，在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正气凛然的清议成了误国误民的清谈。
等到司马氏夺权的时候，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完全脱离现实的言论来避祸。曹魏尚存的品评朝政、臧否人物完全变成了不务实而自我标榜的风流自赏。
最后终于沦落为极尽享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士族阶级们变得一味风流自赏。
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像嵇康这类愤激的人被斩弃于市；而二阮、刘伶终酒佯狂以避世；只有山涛、王戎去当晋朝的大官了。
这一些狂士不敢对权势直接表示不满，但他们敢对支持权势的〃礼教〃、〃名教〃之类表示不满。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不问良心的投靠统治者，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世说新语》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台备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
这种毫无意义的大肆挥霍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这就是晋朝制度和社会风气的现实。
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的空谈，高官们利用垄断特权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最终导致五胡乱华这将近三百年的最惨痛历史。
失去了正直品行、沦落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可悲的，那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或许，我们没有资格指责那些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
他们只不过拥有智慧和见解，他们没有强权和力量抗争暴力，他们的软弱和屈服是正常人的本能，我们凭什么能够要求他们要前赴后继付出生命来争取所有人的权利？
在他们遭遇残酷压迫和打击的时候，身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们，又做出过什么努力？
没有得到民众支持的任何〃清议〃都只会在高压政策下变成〃清谈〃。
我们还很不屑地说，那是他们不善于发动群众。
要真正发动群众，也许只有最残酷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把刀架到脖子上，割得流血，割得肉痛，群众就会被发动起来了。
没有土壤，最坚强的种子也没办法生根、发芽。
可以说，一个国家到了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到了统治阶层无所顾忌的残忍和奢侈的时候，这个国家只会走向大崩溃。
没什么好说的，末日根本就是自己的选择。
6。5。纵论改革
胡适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我们现在不追求〃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排外〃也早已忘却，坚持了几百年的〃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好像都快要忘记了。
过去，不管是辽、金，还是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汉语为官方语言。然而到了今天，中国人居然不再乐于用中文交流了。
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多么开心的讲着欧洲的语言，那样的疯狂，那样的痴迷。
今天我们的教育里，英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文，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小学就开始双语教学，更有人提出全民学英文的号召。
难道这不该引起忧虑吗？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汉语更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当我们不以自己的语言为荣，放弃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就不能够懂得中国文化，不能够看懂我们的历史，不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
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呢？
哀莫大于心死。
放弃自己努力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注定走向没落。可悲的是，我们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得意的笑着。
固然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并不等于改革就一定是成功的。
这一点，南北朝中北魏汉化改革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魏是鲜卑拓拔部落建立的帝国，当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直到四八四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那时距开国已经九十九年。这些年间，北魏官员都是通过贪污勒索来谋生的。
第七任皇帝拓拔宏是北魏帝国第一个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他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所以拓拔宏开始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文化。
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更是后人热烈提倡的。
北魏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
《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南梁名将陈庆之到洛阳后，就曾大发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
北魏的改革有目共睹的，改革这点并没有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鲜卑族的改革是积极的。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
但是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是近乎盲目崇拜，这样的主动汉化，一方面固然使自己的民族进步，然而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文化的糟粕，更由于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样的汉化使得绵延千年的鲜卑族彻底消失。
当然，在注入新的血液后的汉族诞生了唐朝这样的强大国家，但是过不了多了，汉族又变成了宋、明之积弱，鲜卑族的强悍、英勇、朴质已经不存在于汉族血统了。
我们可以先拓拔宏看看是怎么做的。
拓拔宏首先通过迁都来实现汉化的开始，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措施。
一、禁止穿鲜卑传统衣服，改穿汉装。
二、规定汉语为帝国的法定国语，禁止说鲜卑话。
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些无可非议。
可是拓拔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礼教全部接受，这就不对了。拓拔宏重新建立起来士大夫门第制度，即所谓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
拓拔宏首先是制造鲜卑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
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这种不以学识为判断标准的选用人才制度完全背离了任才为贤的本意。这样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使得统治阶层完全脱离了百姓，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
北魏政治从此也混乱不堪，各级官吏生活腐化。
据《洛阳枷蓝记》称：〃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夺。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地，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更是卖官鬻爵，公行贿赂。
如吏部尚书元晖，〃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太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按差等定价，当时人称吏部为〃市曹〃。
就在北魏改革卓有成效的时候，爆发了六镇起义。
六镇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六镇扼守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六镇为沿长城一线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东北）、武川（今武川西土镇）、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
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北魏前期和中期，对六镇十分重视，边镇置都大将及僚属，镇下置戍，镇兵巡行防戍。六镇将领全部由鲜卑贵族担任，戍防军人则主要是鲜卑人或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高车，亦先后有数十万人归附北魏，并也被安置在六镇地区。
随着北魏王朝着重经营中原，六镇的战略地位相对减弱，六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