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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用骑士小说这种形式，时而针对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题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讽刺效果出人意料。他以骑士小说的写法和口吻构成了他叙述的语言和基调，他从骑士的命名、受封仪式、决斗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采用讽刺模拟手法，模仿得维妙维肖，讽刺、挪揄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小说结构以主仆游侠历程为主线，穿插一些各自独立又与主题相联系的故事作为补充，加深了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三次出游，在不同条件下，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特征一再重复，加强了读者印象。他一生执迷不悟：“临殁见真”，情节突然一转，戛然而止，突出了结局的悲剧气氛，点明了主题，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典型的，可以说是从《堂吉诃德》开始。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型，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堂吉诃德》标志着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塞万提斯可说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维特热”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作品。歌德于1749年诞生在德意志中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市，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做过当地的参议员，他很注意对歌德的教育，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善于讲故事，从小就培养了歌德对文艺的兴趣。1765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他不满学校的经院式教学，自己钻研自然科学和古希腊艺术，同时开始按照宫廷文学的风格学习写诗，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喜剧。
1770年4月，歌德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在这里，歌德认识了许多年轻朋友，有些就是后来“狂飚突进”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特别是他与狂飚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尔引导歌德阅读莎士比亚、荷马和英国启蒙运动文学的作品，引导他搜集和学习民歌，歌德很快就接受了时代先进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而且成为狂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771年8月，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一方面作律师，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飚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1773），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4），未完成的诗《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型《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这一时期，歌德还写过不少抒情诗，如《五月歌》、《欢迎和别离》等。他摆脱了当时诗坛上那种纤巧绮丽或虚拟唯理的诗风，他向民歌学习，以朴素、明快、音律铿锵的诗句，表现了对于大自然和对于人生的乐观态度和真情实感，成为近代德国抒情诗的真正创始人。
歌德在魏玛当过枢密顾问，当过部长，后来还升任首相。在狂飚运动时期，歌德反抗黑暗、腐败的现实，但是丝毫不能见效。1786年6月，他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小朝廷的束缚，改名换姓，私自离开魏玛，跑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呆了两年，相继访问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文化古城。他接触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研究了古代艺术的遗迹，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些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并且都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德国文学史上“魏玛古典主义”的繁荣时代。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二人互相帮助，不但合作写了许多警句和谣曲，而且各自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1796年歌德写成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7年完成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806年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的晚年，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掀起了全欧性的革命高潮，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遍及欧洲。这种情况促使歌德突破了德国的狭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欧洲的变化，甚至是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接受社会的新思潮，因而也有助于他克服前一时期思想上的狭隘性。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 《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第二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与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在艺术上不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引人入胜，然而它以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中心，认为人们只有在为集体福利而积极劳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思想比较开阔、积极。歌德晚年的许多抒情诗中闪烁着唯物主义、乐观主义思想的光芒，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德国文坛上独放异彩。《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歌德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刚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德国，在欧洲，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人们不仅争穿“维特服”，不少人还效法维持，在苦闷中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为什么这部书信体小说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对于维持的自杀究竟应如何认识？
维特是一个觉醒中的德国平民知识青年。他有才华，有抱负，然而，日趋没落的德国封建社会却在窒息他。为了摆脱这种环境，他离开庸人聚集的城镇。来到“纯洁无染的乡村”。在这里，他结识了绿蒂并与她志趣相投。绿蒂的高尚品德和为人使维特深深地爱上她。维特和绿蒂相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男女关系。然而，门第的差异和封建的婚姻制度又把他和绿蒂永远隔开。这给了维特以沉重的打击。为了摆脱爱情的苦闷与烦恼，维特又走向社会，企图在工作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但是，封建官僚的固执、刻板、挑剔和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尤其是贵族阶级的歧视与侮辱，使他感到忍无可忍。
爱情的折磨，工作的挫折，社会环境的龌龊，这重重烦恼紧紧地包围着他，使他无法排遣，维特终于陷入了既强烈不满又悲观绝望的深渊。“周围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前途”，他实在走投无路了。维特的自杀，表明他对人生，对他所处时代的完全绝望。他以自己的死，同万恶的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维特的自杀，不单是维特的性格悲剧。它既是维特的病态性格的结果，也是特定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现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已在觉醒，年青一代更是感情激荡，强烈要求改变自己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他们高呼“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口号来反对封建束缚。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年青的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深感软弱无力。因此，悲观失望和愤懑惑感伤的情绪在不断增长。维特的追求与烦恼，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中，德国仍处在封建的诸侯割据的统治之下。这里的“一切都烂透了”。可是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又最为软弱，他们根本没有勇气进行改变现状的实际尝试。因此，我们看到，维特既对这个腐朽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而阶级的软弱性却又决定他不可能有更勇敢的行为。他只能以自杀向社会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维特的行为是不应效法的，但歌德在小说中对德国现实的揭露却“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欧美浪漫主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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