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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德维诺夫热烈主张，不但要给贵族、而且也要给其他阶层以公民权利，首先是土地私有权。他指出，私有权是“第—块基石”，没有它就没有法的坚定性，因此，政府首先应该正式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在担任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后，他首先采取措施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他认为个人不应依附于国家或为国家作出牺牲，因为真正的社会与所有单个的人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争执，可以实行特别民事法庭的制度。他提议由政府偿还所欠的国内债务，以便使人们相信国家不会运用政权力量破坏私人利益。莫尔德维诺夫很清楚，公民自由和私有权原则是不能够仅仅以君主的善良愿望来保证的，“一个君主无限的意志把这些东西给了人们，但另一个君主同样无限的意志能把它再要回来”，一切都取决于君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形式肯定私有权只是在实现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该使俄国向立宪的治理方式过渡。他坚信，俄国首先需要的东西是政治自由，只有利用这一手段才能争取公民权利的实现，才能逐渐地解放农奴，给予他们以自由人的地位。
概括地说，莫尔德维诺夫把实行立宪制度放在优先于解放农奴的位置上。在当时俄国条件下，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贵族代表机构来分享君主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农奴解放的前提。这种意见受到了一些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在俄国实行宪法还不到时候，首先应该通过专制制度来解放农民。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尼·屠格涅夫在回忆他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争论时说：“他想要有上议院的民主，以高尚、热情的自信反对任何专横。我赞成无限的权力，维护关于这种权力对于把国家从人剥削人的状况中解救出来的必要性的观点。”
有关是先要求政治自由（立宪）还是先要求公民自由（解放农民）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俄国自由主义思想所具有的贵族特征。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只是体现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先进贵族的愿望。由于俄国社会还没有造就出能够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力量，这些贵族自由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或者依靠沙皇，或者依靠贵族。
如果说莫尔德维诺夫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立宪倾向，那么斯贝兰斯基@则比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立宪方案。
斯贝兰斯基是一位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先后在弗拉基米尔和圣彼得堡的修道院中接受教育。他对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十分熟悉，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1802年，经总检察官库拉金公爵的推荐，他到内务部任职，并很快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青睐。1807 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经常同亚历山大一世长谈，就国家体制、立法、经济等问题发表意见，并根据皇帝的指示起草国家改革的计划。他还追求时尚，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爱穿英国式服装，用英国式早餐。1808 年，他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去爱尔福得时，有机会直接同拿破仑交谈。拿破仑对他极为赏识，把他看作“俄国唯一有头脑的人”；而他对拿破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位“法国民法典的作者”改造了法国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管理制度。
斯贝兰斯基希望以法国为榜样，对俄国的国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革。1809年秋天，他完成了名为《国家法典绪论》的改革方案，主张由最高政权赐给俄国人民一部宪法，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在立法方面，成立类似上议院的国务会议，作为沙皇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由沙皇指定；同时成立类似下议院的国家杜马作为反映人民意志的立法机构，其成员由乡、区、省逐级选举产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在行政方面，沙皇代表最高政权，成立大臣委员会，省、区、乡设管理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最高机关为参政院，建立各级法院。方案规定，一切领域的最高权力最后都集中在沙皇一人手中。斯贝兰斯基的方案是要使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如果照此实行，俄罗斯帝国将具有同西欧国家相似的外貌。
根据斯贝兰斯基的建议，沙皇在1809 年颁布两项敕令，规定宫廷贵族称号只是一种荣誉而不享有得到官衔的权利；晋升七级以上文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教育程度或经过相应的考试。1810年1 月1日，成立了国务会议；1811年，对中央各部的机构和管理进行了改革。与此同时，法典编纂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国务会议初步审议通过了民法典草案的前两部分。
新潮与传统的碰撞
斯贝兰斯基所设计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遭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能容忍他那些类似无套裤党人的作为，把他看作是导致灾祸的根源。亚历山大一世也开始担心大幅度改革会引起剧烈动荡，削弱专制制度的基础。于是，斯贝兰斯基在1812年3 月被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
斯贝兰斯基宪政方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方案本身是“为了使俄国走上法治之路，走上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之路”，但这张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样板的蓝图显然不适合俄国的基础。19 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制仍是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形式。1804 年，拥有16 名以上工人的企业总共只有1200 家，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在95200 个从事工业或手工业的工人中，有53％仍是农奴。俄国还不具备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改革归根到底还只是少数人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改革的进退与亚历山大一世个人的意志也有关系。他虽然赞成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不反对有限的改革，但当斯贝兰斯基真想“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的时候，他也像叶卡特琳娜二世那样，宁可收起自由主义的姿态而让自己昨天的心腹远离首都。如同他的朋友恰尔多雷斯基所说：“他也有可能同意给大家自由，但条件是大家都自愿按他的意志行事。”
斯贝兰斯基想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来改造俄国，结果却被落后的俄国所否定。过于纯正的西方化，也许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他的遭遇表明，正宗的自由主义是无法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俄国农奴制宗法文化格格不入。
当国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前两部分出版后，它因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法国民法典相似而招来了奉传统为金科玉律的贵族的猛烈抨击。此时已倾向于保守的尼·米·卡拉姆津写道：“我们发现了什么？拿破仑法典的翻译！俄国人真是惊讶万分。这不是给恶意诽滂者提供材料吗？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征服者的铁蹄之下，我们这里还不是威斯特伐利亚、意大利王国、华沙大公国，在那些地方，拿破仑法典伴随着眼泪被作为公民的典范。俄国作为一个强国存在了上千年，我们为编纂自己的完整法典工作了上百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斑白的头钻进由巴黎的六七个前律师或前雅各宾党人弄成的小书中去吗？……我们要问：现在是向俄国人拿出法国法律的时候吗？……我们都热爱俄罗斯，热爱君主，热爱它的光荣和幸福，我们都仇恨那个血染欧洲、把如此多的大国化为乌有的民族。在拿破仑的名字使人心颤栗的时候，我们却把他的法典放上祖国的圣坛。”
卡拉姆津的观点不仅是强烈爱国主义的，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尽管他曾经热烈赞扬彼得一世的欧化政策，崇拜西方的文化，但这时他已转而认为俄罗斯无须向欧洲承认自己的愚昧，并对俄国的欧化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外国人垄断了俄国的教育，西方生活方式已经使贵族眼花缭乱、倾家荡产，而现在竟然要触动这个古老国家的整个结构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俄罗斯并非尚未开化，不需要由什么人用外国的东西来教训它。
卡拉姆津的这些主张与其说代表了保守贵族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旧文化在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文化挑战时的本能的抵制。对斯贝兰斯基这个“西方瘟疫”的化身，持敌视态度的不仅仅是保守贵族，任何否定“俄罗斯精神”的企图也是仍然处在传统文化支配之下的群众所不能接受的。对斯贝兰斯基倡导的自由主义改革，“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舍，到处都是怨声载道”；而斯贝兰斯基被贬黜的消息，却引起了甚至连暴君之死也不会出现的普遍的欢欣。当斯贝兰斯基的家属随他之后去流放地时，沿途受到路人唾骂。这类记述反映了社会的心态。
当时．俄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还是很不发达的，皇权主义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占人口9／10 的农民中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形式。他们在这种共同体中生活，基本上全是不识字的文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民权利。封闭的村社环境和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农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虽然渴望得到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再地以自己的斗争动摇着农奴制度，但他们终究是俄国宗法文化的主体。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归咎于地主，而把对将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是完整和巩固，他们的希望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任何试图削弱专制政权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在17 世纪至19 世纪上半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中，一再地出现僭称为王者假沙皇名义领导农民斗争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即使在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他们也需要得到来自上面的领导和准许，哪怕它是虚幻的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沙皇和上帝才是他们的同盟者，是使他们免遭侵害的保护人。他们总是用宗教道德标准和沙皇旨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