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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
陈怕达的意见被否决。后来江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次小组会发言中讲到：
“（7 月）22 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轨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
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江青的说
法从反面印证了当时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的批
评和抵制。
对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的情况，刘少奇8 月1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上作了这样的解释：“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
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
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
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
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
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
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
定。”
四
7 月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情况随即发生变化。有些文章曾说
毛泽东回京后只偏听偏信江青等人的汇报，导致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事
实上毛泽东既听取了陈怕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也听取了刘
少奇等常委同志的汇报。而江青20 日才从上海回北京，当然，她回京后也向
毛泽东陈述了意见。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和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一些材料后，对运动的进
展情况表示不满。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
到压制，但他最初并没有提出撤工作组。直到7 月23 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
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时，其中还提出：“采
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
东对此仍表示同意。
7 月24 日、25 日，毛泽东先后找一些人谈话，再次对前一段的运动情况
提出批评，明确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参加24 日谈话的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 25 日又增加了来北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各中央局书
记。毛泽东在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后说：“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
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 月20
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
察员。张承先这些人能不能搞好？能搞好就搞，不能搞就撤出来。”“工作
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
一切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7 月26 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传达了毛泽东两次谈话的内
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
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7 月28 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
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7
月29 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
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
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
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
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
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
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
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
大会之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都相继撤销了工作组。由于各学校的党委已经瘫
痪，工作组撤走，原先设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也因为群众分
裂成两派而成立不起来，或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使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学
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并迅速蔓延到社会。
工作组撤销了，工作组的问题却还没有完。稍后，毛泽东对工作组提出
更为严厉的批评，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 月1 日他在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上插话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
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
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江青。陈伯达、康生等
在这一期间连续到各学校煽风点火，鼓动造工作组的反。很多工作组成员遭
揪斗。以后，工作组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刘少奇的
一大罪状，受到了长时间的批判。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1。派工作组在当时形势下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是在一哄而起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所谓“斗黑帮”的口号下，
大学、中学的领导干部立即成为冲击、批斗的对象，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
相继陷于瘫痪，校园秩序一片混乱，局势面临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派工作
组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后来工作组撤销之后，果
然很快出现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派工作组的
正确性。2。派工作组在组织上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文化大革命”
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派工作组
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向北京大学、人
民日报社派工作组是报告毛泽东同意的。向其他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毛泽东
也是知道的，不存在所谓“背着毛主席擅自决定”的问题。3。派工作组在方
式上是沿用了党过去的经验。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采用派工作队的方法发
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从1963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普遍采用了
派工作队的做法。“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正在进行，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自然也就顺理成章采用了。1968 年
夏，为了控制日益恶化的内乱局面，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全国大
中学校派驻由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时的“工
宣队”、“军宣队”，实际上就是工作组，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可见，“文
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采取派工作组的办法稳定局势、领导运
动，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打倒刘邓”的反革命口号是怎样出笼的
郑理
人们决不会忘记，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了怎样的迫害，更
不会忘记1966 年12 月25 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北
京街头的情景。就在这一天，昙花一现的人物蒯大富在天安门广场疯狂地进
行反革命演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誓不罢休。。”
善良的人们怎么会想到，这只是林彪、江青一伙阴谋打倒当时身为国家
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序幕，而这个序幕又是经过居于幕后
的“大人物”——张春桥精心策划的。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对指使蒯大富在北京公开煽动“打倒刘邓”
阴谋活动的主犯张春桥进行法庭调查，在押的蒯大富出庭作证，使真相大白
于天下。
一
1966 年12 月，祖国的天空，乌云滚滚；祖国的大地，伤痕斑斑。林彪、
江青一伙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12 月18 日下午1 点30 分，从清华大学西门驶出一辆黑色小轿车，风驰
电掣闯过一串红灯，直奔中南海。
车上坐着的是显赫一时的蒯大富。此刻张春桥正在中南海等着接见他。
差几分钟不到2 点，蒯大富乘坐的小汽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张春桥二话
没说，把他领进一间屋的套间里，随手关上了房门。
这是一次秘密接见，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按照张春桥的需要，蒯大富首先汇报了他去上海串连的情况和清华运动
的情况。张春桥除了偶尔插句问话，就眯着他那三角眼，不时地点点头。张
春桥肚子里尽是鬼点子，没等蒯大富把话说完，就把军大衣往后一甩，向前
探着身子，一字一句地向蒯大富交待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
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明白，张春桥所指的他们，无疑就是刘少
奇、邓小平同志。搞臭他们，就是要用一切手段，诬蔑刘少奇、邓小平同志，
进而打倒他们。所以，蒯大富听到这里频频点头说：“请首长放心，我，我
保证照，照办。。”
二
这次秘密接见，从下午2 点持续到下午4 点。
张春桥之所以把这样机密而又重大的任务交给蒯大富，不是无缘无故
的，因为蒯大富具备了他所需要的反革命条件。
当时独揽清华大学一切权力的蒯大富，原是化工系学生。此人权欲熏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贴出了“一鸣惊人”的夺权大字报。公开声
明：他眼里盯着权，心里想着权，手里要抓权，迟早要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