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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书，是党的建设中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王光美同志还特地把少奇同
志在1939 年用毛笔写在六张绵纸上的这本书的讲演提纲给记者看。这也是现
在留存下来的关于这本书的最早的手稿。对于共产党人在政治、理论和思想
意识方面的修养，革命导师历来是十分重视的。 1874 年，恩格斯在《德国
农民战争》一文的序言中，曾经赞扬德国工人是“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
民族”； 1902 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深入论述了理论修养对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
际修养不够”而造成革命事业失败的经验教训；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大
大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少奇同志的这本书，就
是在革命导师强调理论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革命实践”，认为“革
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
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书中提到，任何时候，每一个党员都
应该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
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
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
对待同志要“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
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要“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
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走不了的”
王光美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严峻的时刻，少奇同志正是这
样要求自己的，忍辱负重，一切困难，一切责任，自己首先承担起来。开初，
他确确实实是想接受批评的。他曾表示，这次听到了多年听不到的批评，尽
管言词尖刻些，过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将来对工作会有好处，
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但后来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批评，而是造谣、污
蔑，是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看到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攻击、伤害，国
家机构瘫痪，少奇同志真是忧心如焚。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
一切责任由他负，不要怪罪下面，并向中央提出，他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其
他一切职务，接受批评和处分，希望因此能解脱广大干部，让他们赶快出来
工作。1966 年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
动承担一切责任，反复强调“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虽然
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一些公开场合，
他也是这样表示的。有一次在所谓的“批判会”上，一伙人搞突然袭击，狂
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帮子人冲
上前去责问他为何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明确地回答说：“我
是主要负责的，你们要打倒，就打倒我！”
1966 年10 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曾特地将发言稿送
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说少奇同志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很好，
后半部分尤其好。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陈伯达、江青一伙就把这个检查捅
了出去，但却把毛主席的批示扣了下来。当时的许多小报就集中火力“批判”
这个检查，说是什么“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是什么“大而黑的保护
伞”等等。王光美同志说，当时她激于义愤，在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上答
辩说，少奇同志的检查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毛主席是满意的。但第二天，
小报就攻击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还说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
“篡党夺权”。
针对这一点， 1967 年7 月9 日，少奇同志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北
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员工的一份检查中，义正辞严他说：“在毛主席不在北
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一下可又捅了
马蜂窝，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击新反扑”的“围剿”热潮。
在那些恶浪翻滚、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是经常由王光美同志陪
着出去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非常实事求是，他曾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
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而对于那些诬陷造谣之词，他是深恶痛绝的。他
曾愤慨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特别是当他
看到江青一伙搞的大字报，竭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20 年代
他在安源工作的情况，甚至说成是他的“罪行”时，他非常生气，但事后却
平静地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应该说，在那法制横遭践踏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见许多
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遭受伤害而不能置一词。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一位深知
干部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下属说一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是怎样
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说，在那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
屈不要紧，只要广大干部能保全下来就行了。但这只能是主观的善良愿望。
少奇同志为谁说了话，谁只有更倒霉，株连就更深。别的不讲，1966 年6 月
里，少奇同志路经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临走时，少奇同志称赞
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贴市委的大字报不多，说明
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后来，这恰如其分的评价，却成了上海市委的一
大“罪状”，成了“砸烂上海市委”的一块砖头，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刘少
奇的黑爪牙”、“刘少奇的党员”、“刘少奇的干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
他常常独自在室内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习惯。
每逢重大的决策，少奇同志总是镇静自如地思索着。但这段时期的沉思，却
与往常不一样，常常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有时竟彻夜不眠。人
显著地消瘦下去。
当然，对一些熟知的干部，少奇同志也并不是全无一词。1967 年初春，
上海召开了对陈丕显等同志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上写得沸沸扬扬，
一派胡言，说什么“上海市委秉承刘少奇的黑意旨”，宣扬“在社会主义现
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
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业党’、‘农业党’、‘福利党’吗？”等等。王
光美同志把小报上写的告诉了少奇同志，并问他：“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
会服气吗？”少奇同志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丕呀，不会服气的！”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对记者说：“哦，去年我碰见
陈丕显同志，还忘了告诉他这件事。少奇同志对于部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 年时间。。”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
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
那是1957 年4 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
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
同上海100 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59 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
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
会上，在2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
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
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
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
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
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
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 年， 22 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
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 号的社会主
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 1922 年他又回到上海
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
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
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
1925 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
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 1927 年大革
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口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 1930 年6 月第二次赴苏，
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 1932 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
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
人民，关心上海的建设，为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高兴，对上海城市建设
的规模、布局、方针、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建立卫星城镇、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反复告诉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设“要从
实际出发”，“要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为孩子着想，不能顾此失彼，
不能坑害后代”，“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