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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人口庞大，即使总产值超过上述三者总和，中国的平均发展程度也还将远远低于它们——以人均产值计算，届时还不及美国的40％。为什么赶上先进国家那么的艰难呢？道理非常简单：占世界人口约1/5的中国实在是世界的缩影，只要全世界的科技和经济还处于高度发展（亦即是高度分化）时期，那么中国再努力，它的平均发展程度可能也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只及平均水平1/6
左右）；换而言之，中国目前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是在高度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目前如此，将来也一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成功的发展策略，但“先”可能是很长久的。
当然，话说回来，中国和“全世界”毕竟不同。例如，人口、资金的流动以及工商业与市场发展不受国界限制；中央政府能够统筹整体社会政策；全国有共同语言以及整体文化意识、社会理念、关怀，等等。因此，倘若中国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有意识、有计划地来改变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扩散速度（“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策略的雏形，虽然它的经济意味远高于文化、教育意味），那么一个较为平等、和谐的“美妙新中国”，也许仍然是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出现的。不过，这自然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即将面对先进国家的剧烈竞争，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亦将受到猛烈冲击〔15〕。在此狂飙激流之中，立足图存犹恐不及，还有余力另外探索、发展、推动一种有别于世界主流的新体制、新路向吗？其实，这正就是历史是否为封闭，即所谓按照规律前进，抑或国家、民族在历史中仍然有其主动性、创造性这二者的分别之所系。中国是否真个能够异军突起，找到进入“小康”状态之后下一阶段的独特发展策略，甚而更进一步使之成为对人类社会、对“美妙新世界”的重要贡献，那就要看中国人在此大时代里面的眼光和魄力了。
编者按：此为庆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五十周年而写的讲演稿。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注释：
〔1〕本段引自陈方正：《站在美好新世纪的门槛上》，《二十一世纪》第56期（香港，1999年12月），第4～9页。
〔2〕在三十年前，社会学家已经认为人必须在其一生之内承受文化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见Donald
A。Schon；Beyond the State，London：Pelican Books；1973；pp。21～26。
〔3〕Roger
Doyle；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002；p。22。
〔4〕指《财富》杂志（Fortune）每年公布的“全球500”（Global
500）大公司排名榜。
〔5〕陈方正：《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刊《二十一世纪》第68期（香港，2001年12月），第4～14页。
〔6〕华伦斯坦：《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二十一世纪》第10期（香港，1992年4月），第118～32页。
〔7〕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中译本：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版。
〔8〕柯尔顿出身于美国商人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教于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多年，然后长期服务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国际发展署，后来成为“西雅图’99”的策划者。
〔9〕David C。Korten；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 Bloomfield；Conn：Kumarian；2001；Herman E。Daly ＆ John Bbb；For the mon
Good，Beacon Press；1989。
〔10〕Hans Moravec；Rise of the Robot；Scientific
American；December 1999；pp。86～93。
〔11〕对本节讨论可参考注1的文章。
〔12〕Lee M。Silver；Remaking Eden：Clonging and Beyond in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New York：Avon Books；1997。
〔13〕中国经济在1980～1985年间的年增长率是15％～18％，但在过去五年已经下降到7％～9％，所以，在今后较高发展程度的阶段，能长期维持超过先进国家5％的增长，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
〔14〕本节有关数据来源见The World Economic Factbook
2000/2001（London：Euromonitor 2000）；产值比较均以国际标准汇率计算。
〔15〕诺兰：《中国大型企业还将何以立足？》，《二十一世纪》第59期（香港，2000年6月），第5～19页。
弦外说琴
弦 外 说 琴
？ 徐 康
小 引
读书之乐，在于由“发现”而“联想”，随兴所致，触类旁通；积而有思，思而有得。余尝以披览之陋，乃见诸多典籍之中，所涉“琴事”颇饶意趣。琴者，古乐之器也，以琴器而入史籍，乃为人事之佐也。其或为轶事，或为典故，或为正传，或为野史，虽所叙寥寥，或仅只数语，然令我读之解颐甚或莞尔者，不为鲜见。窃以为古人与琴之关系，远甚于今人。《诗经》之《小雅·鹿鸣》即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琴之遍于朝野，自古已然。琴、棋、书、画，为旧时文人引为风雅之事；琴、剑则为儒生侠士随身佩带之物。故以“琴心剑胆”喻刚柔相济、儒雅任侠；以“琴鹤相随”喻志趣高洁、为官清廉（宋·苏轼：“夫君清且廉，琴鹤最相亲”）。是故“焚琴煮鹤”，乃为大煞风景、渎毁美事之所譬也。至于夫妻和谐、兄弟情深、友朋谊笃，则谓之“琴瑟之好”，实为妥帖之至。古之人也，居则抚琴自娱，出则以琴会友。乃至安邦治国之道，布衣乡野之聚，似俱与琴事有不解之缘耶。此则令人思之而自见其趣。故特以便览之偶得，缀而成文，以就教于读者方家及诸多同好者。是为小引。
成连“海上琴”，张岱“涩勒”功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大凡学问技艺，无不得自“时习”之功，岂琴艺独能异乎？然习琴之道，则大有学问在焉。
春秋时的俞伯牙是闻名古今的琴师，据传在年轻时曾从“天下第一名师”成连学琴。苦学三年，迄未出师。究其原因，乃成连觉得这位“高足”虽学有所成，却尚未进入“情至空灵”之“境界”。于是谓伯牙曰：“吾能授你以琴艺，却不能陶冶你之胸襟，而吾师方子春则能做到。他授琴于东海之上；其琴室海阔天高，何不与我同去请教？”遂同行而至蓬莱仙山。下临泱泱大海，浩浩洪波，成连则称要远迎恩师于海上，遂独自驾舟而去，谁知去而不返。伯牙伫立良久，只闻海水激荡奔涌，海鸟悲鸣呼号，山林杳杳冥冥，遂恍然而悟曰：“何来方子春者？此乃恩师成连授琴于海上也！”顿觉胸襟愈阔而境界愈宽，于是抚琴高歌，与山风海啸和而鸣之。从此，伯牙弹琴遂出神入化，成为天下第一高手。身临江海，眼界自阔；得之天籁，无师自通。个中“真味”；又岂独琴乎？凡艺术之承传精进，莫不如是也。
如果将胸襟、境界的修养，视为“务虚”的话，那么，习琴的“务实”方面，则仍然有其艺术规律可循。
曾写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明人张岱，在《绍兴琴派》一文中，述其从师习琴，半年得二十余曲，可谓稔熟也。然而他坚持“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由生而熟，本是习艺常规；“练熟还生”，那就是非同寻常的独特体验了。因为一旦琴艺娴熟，极易“自我蒙蔽”而驾轻就熟。轻车熟路，自无履险之虞，然亦无探险之乐、猎“奇”之趣，而且极容易走向“油滑”，沿“熟路”顺坡滑下，于艺术断无长进。君不见操琴者万众，“熟”而能奏者十之八九；而真能称为艺术家的高手，则凤毛麟角也。成功之道，惟有艺术上再次出现生涩之感，即所谓“以涩勒出之”。“涩勒”，真是一个绝妙的词汇，也是一种吃苦的功夫，含滞涩、磨蹭、缓慢、生僻之意。比之“油滑”、“熟腻”，看似“愚钝”，实则如嚼橄榄，涩中有甘；如登山路，滞中有进。张岱“涩勒”之说，与清代名画家郑板桥之体验酷似。板桥《画竹》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毫夜间思。剔尽冗繁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此亦深谙生、熟之道也。学画也好，习琴也好，都要在熟练的基础上，不断地进入又一轮“生涩”的艺术感受，不断地“虽熟犹生”，方能体验到“艺无止境”的乐趣，逐步臻于成熟。张岱习琴而深谙此理，并付诸实践，故能使“听者诚服”而“无出吾上者”。他终成为琴坛高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在与琴相关的故事中，“高山流水”可说是传之最久而又最广的一则佳话。
《列子·汤问》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
一个“善鼓”，一个“善听”，而且善听者深得堂奥，能从琴声中知其表达的志趣与内涵，这就十分难得了。由解琴、解音而推衍为解人、解心，这就是“知音”一词的双关含义。朋友之间或男女之间，相得知己，殊为不易，“欲解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唐·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叹良金美玉何人晓，恨高山流水知音少”（元·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囿于政治、地域、交通、信息等条件的局限，人们要找到真正灵犀相通、意趣相投的“知音”，谈何容易！一旦觅得，倍加珍惜便是情理中事了。
然而前面的故事，还只讲到“喜剧”式的前半部。它的结局，却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列子·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