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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面的故事，还只讲到“喜剧”式的前半部。它的结局，却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列子·汤问》）《吕氏春秋》则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二说大体一致，只是后者强调了“终身不复鼓琴”，更为凄绝。我们似乎听到那一声“破琴绝弦”的砰然巨响，美妙的琴声自此岑寂。主人公很悲观，理由也很简单：“世无知音者”，难道还值得“复为鼓琴”乎？它从反面烘托了挚友、至交之弥足珍贵。“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唐·薛涛），“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唐·骆宾王），合乎人性的某些情感，总是古今一脉、灵犀相通的，所以，事隔两千多年，伯牙痛失知音的那份凄绝悲伤，那份寂寞惆怅，我们闭上眼睛也还能想象出来。
“高山流水”见于多种典籍，文字大同小异，以致附会于民间，“琴绝”即为“情绝”，“不是知音不与弹”中的“弹”即“谈”，“弹琴”甚至与“谈情”相谐音，这些无疑都丰富了民俗的语汇。而“高山流水”（或“流水高山”），则成为朋友之间或男女之间相得知己、心曲相通的譬喻，在关于友谊与爱情的表述中，独标一格，为“知音难觅”的茫茫人世，留下了些许美好的向往与温馨的慰藉。
孔子弹琴论道与诸葛亮操琴退敌
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儒家的开派宗师和集大成者，其学说博大精深，为后世所景仰。孔子精通“六艺”，而又将其中的“礼”“乐”并提，可见他把音乐的地位看得很高。有一次他听“韶乐”演奏，欣喜若狂，连连夸奖：“尽美矣，又尽善也”，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为音乐而忘情如此，孔子当然会乐于操琴弄弦的。据《论语》记载，孔子曾从师学琴，演练《文王操》这样难度颇高的名曲，融汇贯通而至精于琴道。
后来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手不释卷，琴不离身。但由于孔子的学说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纳，故常常处于困顿甚至危险之中。他有两次遇险，却都能做到君子坦荡荡，甚而从容地弹琴论道，化险为夷。一次是在卫国的匡地，卫国人将他们误当仇人，团团围困。弟子们一片惊惶，孔子却若无其事，一边悠然地弹琴，一边结合眼下的处境，向弟子们讲授“大勇”与“小勇”的道理：不避蛟龙，乃渔夫之勇；不惧猛虎，乃猎人之勇；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乃烈士之勇；处于困厄窘迫之中而能冷静地分析这是时势命运所致，临难不惧，等待转机，这才是圣人之勇。在孔子的悠悠琴声与娓娓讲述中，弟子们镇定下来，终于卫国人消除了误会，赔礼道歉，一路放行。还有一次是去楚国，他们半路上被人派兵围困了七天七夜，缺粮断炊，只好挖野菜充饥。弟子们在沮丧绝望中感到走投无路，而孔子却神态自若，依然弹琴论道。这次他讲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讲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告诫大家要在险境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弟子们如沐春风，以至忘掉了随时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终于等到解围，他们又踏上了去楚国的路途。
类似的故事，还有“诸葛亮操琴退敌”，又称“空城计”，事见于《三国演义》“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仲达者，魏之将军司马懿也，时率十五万大军，趁马谡街亭之失，围诸葛孔明于西城县中。司马懿兵临城下，乃见孔明“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看见诸葛亮那怡然自得的样子，听见孔明弹奏的悠悠琴声，竟自“暗暗生疑”而恐中埋伏，急令撤兵。诸葛孔明竟以一座空城而退敌万众，化险为夷，何故？以其致敌于疑阵之心理战术取胜也，而无可忽视的是“琴”的象征意义及其特殊作用。焚香操琴，能给敌人以“悠然无事”、“有备无患”的错觉；徉“实”掩虚，“弹琴”则是最具特征的“假象”。后人有诗赞曰：“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十五万人回马处，士人指点到今疑。”这“空城计”的故事，也和前面“孔子论道”一样，将围城之险（杀身之祸）与弄琴之“闲”这相悖的二者集于一身，表现了主人公虽临斧镬而处变不惊的勇毅与胆识（当然还表现了诸葛亮超常的智慧和计谋）。孔仲尼和诸葛亮，其“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雍容气度，何其相似乃尔。而他们赖以自我镇定的手中之琴，亦可谓功不可没也！
雍门“琴谏”与魏侯“悬琴”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封为薛公，过着锦衣玉食、高枕无忧的生活。其时盛行游说之风，而雍门子周能说善琴。一日，雍门子周携琴谒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能使我悲伤吗？”雍门子周说道：“目前你轻车肥马，门庭若市，鲜衣美食，威重望高，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小人以一技之鄙，何能使君忘乐而致忧伤耶？只可聊为一试耳。”说罢，一边弹琴一边侃侃而谈：“有一事我恐大王有乐极生悲之虞。而今领头与秦国为敌的是您，联合五国攻打楚国的也是您，当今天下非合纵即连横，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连横获胜则秦国称帝。无论秦楚谁称雄天下，都必将寻你薛国报仇。敌国强薛国弱，犹如磨利斧而砍朝日之草菌，薛国必亡也。有识之士无不为您忧心如焚。若干年之后，您的后代将断绝香烟，宗庙将无人祭祀，亭台楼馆也将变为萋萋荒草啊！……”雍门子周边说边弹奏着哀伤的音乐。这时孟尝君早巳听得泫然泪下，欷不已：“先生的琴声，岂止令我悲伤，简直让我备尝亡国之痛、毁家之哀啊！”此番“琴谏”，竟使孟尝君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采取了许多强国措施。后人有诗叹曰：“尝闻薛公泪，非直雍门琴”（唐·张九龄）；“池台无恙仍今日，已似闻琴对雍门”（清·丘逢甲）。
春秋时魏国有位善鼓琴者名曰师经，是魏文侯的宫廷乐师。魏文侯起舞，师经便在一旁伴奏。一日，魏文侯边舞边唱得得意忘形地说：“今后凡我讲的话别人都不得违背！”师经一听这话觉得不对头，是搞于国不利的错误主张“一言堂”。为了给魏文侯一个提醒，师经便拿琴去撞击他。文侯大怒，当即要处死师经。师经辩曰：“过去尧与舜这两位开明的君主，惟恐天下人不批评自己；而昏君桀、纣，则惟恐天下人敢于批评自己。我刚才是撞桀、纣，不是撞大王您呀！”文侯一听，便知道是自己错了，忙吩咐放掉师经，并下令将琴悬挂在城门上，作为今后不再堵塞言路的鉴戒。魏文侯知错能改，悬琴而戒，虽不及尧舜，却也“善莫大焉”。
琴谏孟尝君与琴撞魏文侯，都出自事君为国的忠心。无论是居安思危还是广开言路，也都是利国利民的善举。于是这两件有趣的“琴事”，也就在历代君王安邦治国的故事中传为美谈。
宓子贱“鸣琴”治单父
孔子有位弟子叫宓子贱，他担任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的地方长官时，并未像他的前任那样成天忙得焦头烂额，而是常常身不出公堂，潇洒自如地抚琴弹曲，结果把县里的事治理得顺顺当当，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县官会弹琴，不多事，是个好官。”
这事见于《吕氏春秋·察贤》，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苑》亦有所载，文字也大略相同。
“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乍看似乎有点夸张，甚至有“不务正业”之嫌。其实古人的记述，是为了强调其“无为而治”的一面，故极而言之。平心而论，这位县令当然不可能只是成天在县衙里弹琴。在“鸣琴”的“幕后”，当有许多被隐去的为政之举，诸如知人善任、简政放权、公文从略、冗务从简等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其间贯穿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政清事简，事半功倍。不然的话，宓公何以能潇洒弄弦以自娱欤？由是观之，“鸣琴而治”，既是一种为官的豁达风度，又是一种高明的领导艺术，更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正是宓子贱的不同凡俗之处。
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去想，宓子贱不愧是孔子的好学生。孔子倡导的“仁治”、“施仁政”、“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治世之道，宓子贱是深得其真传而身体力行之的。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地方官员大都非“昏”即“贪”，要么朝令夕改、无事生非，要么酷刑峻法、坑民害民。而宓子贱这样的县令，显然是与“苛政猛于虎”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位好官，不仅以“鸣琴而治”树立了“仁政”的风范，而且将孔子所倡言的“礼乐”之风付诸实践，在其治下的辖区之内营造了“以礼治邦，以乐化民”的宽松的时尚与氛围。不过，这与封建社会“污吏遍于国中”的“大气候”总是不合拍的，因而，“鸣琴而治”明显地带着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化色彩。后世的文人骚客，索性将县令的府邸衙门冠以“琴堂”之美称，也不啻含有良好的希冀的成分在内。而每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时，文人们又常以“单父鸣琴”为题抒发感慨，以致此类诗作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要数唐代诗人杜甫。当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愤而抒写著名的《三吏》、《三别》之时，也不忘对“鸣琴”雅士歌而咏之：“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英妙时”（《题终明府水楼》）；“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赠斐南部》）。其间显然寄托了诗人的无限倾慕之情。
宓子贱的悠悠琴声，不绝如缕，在封建社会黑暗的历史长廊里呼唤着“清明”之治……
相如“琴挑”与文君夜奔
汉代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成都人氏，乃著名文学家，西汉辞赋的奠基人。时行“千金难买相如赋”之说，《史记》、《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