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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远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只可叹今之文人无状，为捧张居正，竟无端将高拱描黑成小丑，曲笔臧否，颠倒成篇。更有所谓“学者”，以拼凑专著哄抬张居正，竟将隆庆弥留之际紧握高拱之手的史实，篡改为“紧握张居正之手”。还侈谈什么知古鉴今？斯文扫地者，无过于今！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臣蒙受先帝厚恩，担任顾命，怎么敢不竭力尽忠？我以为，今天国家的要务，就在于遵守祖制，就不必乱改动了。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都是为君之道的首要任务，望圣明的皇上留意。“
万历认真听了，而后说：“先生说的是。”
张居正又说：“现在天气暑热，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龙体，万寿无疆。”
万历说：“知道了。（环顾左右）来呀，与先生酒饭吃！”
这次召见，万历还赏赐给张居正白银50两、丝绸衣料面子、里子各4套。明朝皇帝历来较为小气，赏赐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寒酸。这次出手已是很大方了。
这是新皇帝与新首辅的正式接轨。大明帝国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
谢恩回到内阁后，张居正马上写了一道《谢召见疏》呈上，无非是表示效忠。其中对小皇帝再次提出了一番希望，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亲贤远奸”；这里的“贤”指的是他自己自不必说，“奸”则特有所指，就是那些惯于兴风作浪的言官。二是“宫府一体”；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他希望，目前形成的权力“铁三角”要长期保持默契，不能搞成两张皮，甚或尖锐对立。皇权与内阁行政权，应该互相支持与谅解，而不是互相牵制与抵消。这一点，在他的“江陵柄政”时期，做得相当好。
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时，万历首辅张居正踌躇满志，踏进他独自一人的文渊阁。盼顾之间，觉天高地阔，万里江山都在股掌之中，
这一年，他48岁，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得中已有25年。宦海沉浮长安道，真是甘苦自知。
值此秋风浩荡日，将唾壶击缺，于冈上振衣，快哉，快哉！
——人岂能一生无为如蝼蚁！
这真是太神奇了。当历史在一个转弯处时，他突然看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语）
纵马驰骋吧，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你了。
人世的代谢，欲望的交错，把一个千年罕有的机会推到了张居正面前。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只要稍微有所不同，“万历新政”就绝对不会以张居正的名义流传后世。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张居正的隐忍谦抑、曲为周旋，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中国的地方哲学有曰“仰脸老婆低头汉”，意谓这两者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男人的隐忍，有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负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彼此实力，且有从容心态等待成功一搏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决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律，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换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百家所垢病。这是他的名声在此后的四百年中始终不彰的重要原因。
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卑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最终裁判，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他娘的身后名声。难道，如此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么？
中国的哲学，固然有五花八门的原则，但有一条历史定律百试不爽，永远有效。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世人审慎思之。
当然，有一个悖论也在这里。就张居正的个案来说，如果他当初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持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也将与高拱一样“被风吹雨打去”。因而，就不再会有此后“万历新政”的辉煌与施展他个人治国方略的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与后代史家是否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这个命题，充满了历史的迷思。
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辛未会试验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他从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阔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位子，就是要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话，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这句。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高举朱元璋的旗帜。
朱老皇帝在没当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将近200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制度毁坏得也就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个“大明”已是相去万里了。朱老皇帝那会儿，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嘉靖年间，凡有能耐的，哪个不捞他个200万两？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糜之风，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蹦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头来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动起来，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团的肉。当官僚们群起反扑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的挡箭牌。贪官污吏们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来，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朱元璋旗帜”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权与相权，实际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与皇帝斗、其乐无穷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