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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高拱之弟高梅庵请张居正为高拱写墓志铭，张居正亦立即应允。
命运无常啊，真的无常！
元人小令有曰：“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高拱是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也有大的志向，可是他与张居正相比，在生前的遭遇相差天壤。不知在乡间养老的那些岁月里，他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叹。
宦海也是江湖，碌碌竟为谁忙？
蟒衣玉带能传几世？钟鼎之盛祸在其中！
张居正是官场上的胜者，他终生也不可能体会到高拱的这种失落感。施与同情，也是基于胜者的大度。
他步上巅峰，自觉即使做不了万世圣人，起码于当世的权势之强，无人能出其右——包括皇上！
掌权者的幻觉，总是让他们看不到弱小者的力量。他们决想不到，大厦也有倾的时候，老树也有朽的时候。得意之时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明日的败亡。
他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荣耀的光芒让他目眩。
六月十五日，浩浩荡荡一行刚抵北京城郊，就有皇上派来的司礼监太监何进等候在真空寺接风。
何进宣读了谕旨：“若于中午进城，则请张先生在朝房等候，朕即在平台召见。若于午后进程，则请张先生回宅安歇，明日免早朝召见。”
国之栋梁终于回来，皇上一刻也等不得了！
次日一早，早朝免去，百官列班迎候张居正入朝。衮衮诸公，绯袍玉带，恭谨地行礼如仪。旋即，万历在文华殿召见了张居正。
即位以来，万历还没有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见不到“先生”，此时自是有千言万语要说。
寒暄过后，万历便问：“先生沿路所见，地里的庄稼如何？”
张居正愿意回答这样的垂询，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君，就应该有这样的良心。
他禀报说：“托万岁的福，河南畿辅（北京周围）两地，麦子丰收，稻苗亦是茂盛。”
万历又问：“黎民安否？”
张居正说：“各处凡有抚按来见，臣必向他们转达皇上的保民之意。告诫他们，凡事务实，不要虚文。臣见各官都兢兢业业，与往年委实不同。因此黎民感恩，皆安居乐业，实有太平景象！”
万历面露喜色，想想又问：“边事不知怎样了？”
张居正答：“在途中，臣见到了山西及陕西三边总督，都有密报说，俺答西行，为瓦剌所败，损失惨重，俺答仅以身免。臣以为，夷狄相攻，是中国之利，此是皇上的威德所致，今边境无事，四夷宾服。”
内外的情况都很好，万历放下心来，特批张居正在家休息十日，再来上班。张居正又在太监张宏的引导下，到慈庆宫、慈宁宫拜见了两宫皇太后。
此一段衣锦还乡的风光，终告一段落。
八月秋凉时，赵老太太在魏朝的护送下启程了，由运河水路进京。自然又是一路搭棚迎送，彩幔高张，鼓角旗帜热闹非凡。徐州副使林绍竟然亲自下河拉纤，为太夫人做引导。
九月十五日，队伍抵达京郊。万历和两宫都派了太监前往问候。稍事休息后入城，史载“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明史》）。就是皇帝他老妈，也未有过这等风光吧。
到了京城相府安顿后，万历和两宫又送来赏赐，并有旨慰问张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赵老太太年事已高，不能进宫去拜谢，由张居正到会极门代为叩谢两宫。
君臣之谊，空前绝后！
繁华鼎盛过后，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首辅的案头。
就在张居正归葬之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擅权。以张居正归葬时的一件事为话题，直指张居正专用阿谀奉承之徒，败坏了官场风气。
事由葬礼而引起，其时湖广各级官员均前来捧场，唯独巡按御史赵应元不见踪影。这位巡按当时正代理襄阳政务，只打了个招呼说有病来不了。也许在赵应元看来，参加葬礼是人情而不是公务，来不来不说明什么。对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宰相张居正肚子里却撑不了船。在这时他就不以“非常人”来度别人了，心里很不快。
他以前的门客、现任佥都御史王篆察觉了首辅的心理，就借赵应元借托病不去接任新职为由，唆使都御史陈炌参了赵应元一本。像“有意规避”这类行为，在实行了考成法后，照例是要给处分的，于是万历下诏予以除名。
此事在朝野的震动也很大。一个省级的监察大员，因为不去参加首辅父亲的葬礼就要被罢官，未免骇人听闻。
王用汲说的就是这个。他说，赵应元不任新职，固然是太放肆了，罢免了都轻。但赵应元被参，真正原因是会葬的时候没有去，得罪了首辅。陈炌参他，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不是因为此事，而是因为他事，陛下怎么能知道？
王用汲就此事生发开去，谈到了当今官场风气之恶劣。他说“以臣看来，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但是陛下又不亲理政事，将政务委托给善于奉迎的一帮大臣。大臣独占私利而无所顾忌，那么小臣就越发苦于没有门路办自己的私事。大臣这么做，就等于驱使天下官员都去求他一人。
这里面，句句说的都是张居正。
王用汲看得不错，主宰者有私，官场自然就是一个大卖场。大家都把良心作价。只要把良心杀得越狠，官运上的秤杆就翘得越高。
奏疏里最致命的一段话是：“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直斥张居正超越了皇权为所欲为。
上疏时张居正正在江陵，吕调阳卧病不出，是由张四维拟的票，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同意了，还批了几句话，说：“本当重治，姑从轻。再有这等的，并这厮重治不饶。”（《万历邸抄》）
这个事情，张四维处理得应说中规中矩，并无可指责之处。但张居正回阁后，大为不满，认为处理得太轻，应该下狱廷杖。但事已至此，张居正不由得迁怒于张四维，好几天都严词厉色，没给好脸色看。
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过了50岁后，所作所为与高拱的刻忌一模一样。逆耳的话，听也不要听，开始有了“顺昌逆亡”的霸蛮气。
此次张居正一反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谤言置之不理，而是利用在家休息的几天，上了一道疏为自己辩护，洋洋三千余言。
他看到了王用汲上疏里的要害，是建议皇权不能旁落的问题。这对张居正来说，有身家性命之忧。于是他反击得非常激烈。
辩护疏上说：“明主求贤求不到，那是很劳苦的；如果求到了，就很轻松。所以受信任的贤臣，当然要揽权。难道非要像秦始皇那样刚愎自用，像隋炀帝那样猜忌忠良，才算是有权吗？”
又说：“先帝临终，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这个辩护词，扯得有些远，且“舍我其谁”的口气也未免太大。此时万历已完成大婚，是一个成人君主了，张居正自恃“帝师”的身份，仍然把万历史当孩子，教导万历应如何如何做皇帝，恐怕是太忽略了万历心里的微妙感受。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很长时间里不够谨慎，与皇帝的通信中，有时居然自称“孤”。皇权制度几千年，一个臣子敢于如此跟皇帝说话，实为罕见。
可是，他没有察觉到：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皇帝的心里，事情都在起变化。
万历史皇帝照旧在他的自辩疏上批了赞同的话，可是，却也没有进一步加重对王用汲的处罚。午门前血肉横飞的惨烈一幕，再未重演。
王用汲虽被革斥为民，但是直声遍天下，被士人目为敢于仗义执言的豪杰。
夺情事件与归葬恩遇，是张居正从政生涯中的巅峰时刻，自此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在悄悄逆转。
这个变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王用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软肋！
“玩青史低头袖手，问红尘缄口回头。”
元人吴西逸在小令《山间书事》中，写了这样一种情状。当士大夫群体中弥漫着这样一种欲言又止的情绪时，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盛世。
“万历新政”进行了6年多，当一切都在高歌猛进时，突如其来的顿挫，使得正直的人纷纷沉默。
张居正，一个起自布衣的读书人，跨入庙堂，荣登首辅，将“南柯一梦”的神话变为了现实。他不从于俗流，自比上古的名臣伊尹、傅说，有起隳振惰的雄心大志。可是，一朝权在手，他也同样不能免俗。他的生命之流，在惊涛怒卷大明朽木枯枝的同时，也渐渐混浊不堪。
看别人如何昏庸，自己做起来也一样拙劣。年轻时立志剿除的疽痈，同样依附在自己身上。
身自清流出，而终为浊流之首，这难道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摆脱不了的铁律？
张居正登临权力顶峰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喜谀”，就是爱听颂歌，欣然接纳谄媚小人。
在政治生态圈中，总有一批能力低下但向上爬的欲望很强的人，也有一批把升级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人。这两种人，等不及按部就班的提拔，又做不出超群绝伦的业绩，于是谄媚就成了他们晋升的唯一手段。
高明的领导者，对他们应远之而惟恐不及。或者把那些盈耳的颂歌只当做是苍蝇叫。衡量下属的唯一标准，只应该是才干。
张居正太多地吸取了前辈首辅的消极经验，未能形成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才干相当的中枢集团。他唯一的一个政治盟友，是那个连权术也玩不大好的宦官冯保。
对才干上稍差一些的内阁同僚，他失之苛刻，驱使如奴仆。对一些为人正直、但持有异议的部院官员，他又视为异己。于是他能够感到亲和一些的，就只有永远笑容可掬的谄媚小人了。
张居正在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