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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暕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暕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
明末天下大乱，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竟无一人上朝。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诸臣误朕”实从洪武年间的“朕”不尊重“诸臣”积累而至。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他总结当时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见《宝纶堂集》）。当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不为君谋，只好为身谋，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服务。钱谦益的名诗：“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无须择树择主，真是太没骨气了。
清初，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据康乾时王应奎的《柳南续笔》卷二所载《诸生就试》所云：“鼎革初（清初），诸生（明所遗秀才）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主试考官）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伯夷、叔齐，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观》有相同记载，文字略异）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如果出来应试，朝廷便会录用。这些没有骨气的“隐士”便纷纷参加考试，一参加考试，就是想当清朝的官，也便失了节，便不是隐士了。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官未当上，隐士也当不上了，好不凄凉啊，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买一批有才学之士，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买，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脚踢开。有怨声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咒骂几声。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兴文字狱，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割去脑袋，脑袋一割，就不能再咒骂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软硬兼施，威恩并济，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文人们也被整苦了。
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
时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时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
早期隐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孔子曰：“隐居以求志。”隐居为求其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明清时期，朝中的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后来却变成了真隐。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