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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话。”
采写这条消息的记者邵琼回忆了当年的情况：“稿子该怎么写，我和赵乃心（按：现名李天民）分了分工，就各自动起笔来。浦熙修坐镇编辑部，我们写一张，浦就审一张，发一张，编辑部——排字房——校对组，小样再回到编辑部，一环扣一环，《新民报》这部老爷机器从来没有这样协调过。”
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刊出的《昨日凄风苦雨天愁地悲，学生联合游行，发生流血事件》一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关于这事，浦熙修在自传中有简略的记述：“一九四七年南京的大事件是‘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新民报》采访部报道得最详尽，第二天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我在报社坚持到深夜，不许编辑部改动、删改，也抵制了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
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二十年》一文中说及此事：“《新民报》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受到了学生们的重视，五月二十一日的日刊，就被各大学学生增订了三万份，分送传阅，这又大大地鼓舞了《新民报》。可是另一方面，首都卫戍总部就天天派特务军官到南京社编辑部纠缠。编辑部没办法，只得派一位能言善辩的记者来专责对付。特务军官就二十一日日刊所载学生消息逐字究诘，搞了好几天，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所载语语是实，只是军学冲突起点处，差了两间铺面。”由此可见，一，浦熙修说的，“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还说少了。二，这篇报道还经过这样一次特殊的审查，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后来，人民出版社所出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中的《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收入了这一篇报道，更显出了它公认的史料价值。
针对“五·二○”事件，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评论中指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中国境内的第二条战线，并且指出：“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浦熙修在为《观察》周刊写的时评《荡漾中的和平运动》中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学生运动是正在扩大发展中，‘五·二○’那天，学生代表大声疾呼说：‘这才是开始，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一二·九’运动是揭开了抗战的序幕，那么‘五·二○’惨案或者是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前奏。”
这时，新民报受到很大的压力。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当局勒令《新民报》上海版和《文汇报》、《联合晚报》三家报纸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布雷还让人带口信给陈铭德，要求《新民报》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和南京社的浦熙修，被陈铭德拒绝了。
浦熙修在自传中说：“‘五·二○’学生运动后，在南京已经很少有可做的事。因为当时在南京《新民报》上已经很难揭露什么东西。我于是不断写些‘南京通讯’寄到上海《观察》、《展望》等周刊杂志去发表。”一九四六年九月创刊的《观察》周刊，储安平主编，作者多是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解放战争期间颇有影响的政治时事性刊物。正如研究者谢泳所指出的，“《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浦熙修为它写稿，就不是偶然的了。她在《观察》上发表了《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千回万转中‘新政府’揭幕前后的透视》等好些篇政论性的通信。比起四开报纸《新民报》上的短小稿件，这些可以说是长篇大论畅所欲言了。这些通信的内容充实，有很大的信息量，而倾向也更鲜明，和整个刊物的态度是合拍的。
就是她以为“在南京《新民报》上已经很难揭露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一次采访活动却值得一提。关于这事，钱辛波回忆说：“一天，浦熙修和我坐车经过上海路孙科公馆，她建议去访问一下孙科，看看他对时局有什么见解。那时，孙科是国民党政府副主席，他的言论往往随时局变化，一会儿亲苏，一会儿反苏，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在孙科公馆前下车，递进名片，对是否能见到孙科全然没有把握。没想到他传出话来，马上就见。原来孙科正打算发表意见，而有所准备。他见面以后整整谈了一个多小时。孙科是国共谈判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谈话就从和谈能否恢复开始。对我们的提问，孙科马上明确表态，目前没有和谈可言，已是你死我活的时候，不是国民党打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次的访问记发表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各大通讯社纷纷转发，引起了各方注意。
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这篇评论中，就根据这一报道指孙科为“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这里顺便说一句：《毛选》中有关这一材料出处的注释是欠准确的。原注说：“这是孙科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其实《中央日报》不过是转载，美联社不过是据以发了电讯，这一次孙科的谈话，并没有接见他们的记者。再附带说一句，《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一书没有收入这一篇，是一个遗憾。
一九四七年，在浦熙修的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她和罗隆基的感情更进了一步，以及和袁子英的离异。她在自传中回忆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的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了我的离婚。一九四七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姐姐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罗那时因为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
浦熙修和袁子英离婚，在他们的熟识者中间，并不是一件叫人感到意外的事情。有同事说，在重庆的时候，到她家去吃过好几次饭，一次也没有见到她先生。她子女也对人说，那时家里的客人很多，父母各有一圈朋友，坐不到一块，也说不到一块。两人志趣不同，这一婚姻的感情基础是并不坚牢的。在重庆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成了她倾心的偶像。现在时有接触，事情就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了。
金若年是当年民盟总部的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罗隆基的后院。他回忆说：“浦熙修和丈夫袁子英多年来因志趣差异，感情不和，一直在闹离婚。另一方面，浦熙修从重庆到南京在长时期的新闻采访中结识了罗隆基。罗当时担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和记者们经常接触。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他同中共代表王炳南合作得很好，在与国民党代表的斗争较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显著的新闻人物。浦熙修在和他的长期交往中，对他思维敏锐、才华出众，以及他的政治倾向和风度都十分钦佩。罗隆基早年与王右家结婚，但早在昆明时，因两人感情不和离婚。罗隆基长时期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有好几个女友和‘干女儿’经常来找他，但他对浦熙修还是十分钟情的，久而久之彼此就结成密切的友谊。由于罗隆基的介入，更增加了她对袁子英的矛盾，……她在新民报老板邓季惺的支持与帮助下，出面说服了袁子英，同意于十二月一日举行一个由双方朋友参加的茶会上，浦熙修与袁子英正式办理了离婚签字手续，并在报上刊登离婚启事。浦熙修于离婚后的第二天就乘机去了北平，和她的大姐浦洁修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补偿她多年来精神上所经受的许多创痛。她在离开南京时给罗的信上说：‘我现在真觉得心情非常轻松。’”
四 坐 牢
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更加紧了对民盟的迫害。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公开枪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十月二十日，军警包围了南京民盟总部。这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每一外出，都有军警特务尾随盯梢。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宣告解散。这时，罗隆基也就到上海住进了广慈医院，他和留在南京的浦熙修书信来往不断。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一大串罪名，宣布给予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处分”。
报纸被封，浦熙修原可以离开南京了。正好这时，徐铸成要创办香港文汇报，托钦本立约浦熙修写“南京通讯”，约定每月写四篇，港币百元。她对写通讯还有兴趣，生活也可以维持，于是就留下来不走了。
徐铸成约她写“南京通讯”，算是找对人了。她的文笔和见识早已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当局不许她再以记者的身份活动，但是她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傅泾波，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以及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谈，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