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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以及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谈，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先看看报纸上的消息，从其中找出一个反蒋的主题，加上采集到的信息，归纳分析，写成一篇通讯，寄给上海的钦本立，由他转寄香港。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开始出版。九日、十日连续两天，刊出了浦熙修写的南京通讯《是王牌么？》，副题是“改革币制内幕”。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济南失守前的南京》、《济南易手后的南京》、《币改的挣扎》、《暮秋南京》、《今日南京》、《金圆券的下场》等一系列文章。因为这时她已经不能用本名发表文章了，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用的是“本报南京特派员青涵（或青函）”的署名。这一组文章相当充分地写出了蒋介石统治临近覆灭时候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围绕着当时的两件头等大事展开，即战局和币制改革。文章对这两件事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是王牌么？》谈的是币制改革的内幕，是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黄苗子提供的材料。他太太郁风在《新民报》编过副刊，浦熙修因郁风的关系去找他帮忙。黄苗子这位艺术家虽说长期在国民党方面做官，心却是在共产党这一边，一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共产党做事。只看浦熙修在他帮助下写的这篇谈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中不但有局外人无以获悉的“内幕”，还有只有财政金融专家才能够作出的精辟分析。
蒋介石在八月十九日下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浦熙修在九月三日寄出的这一篇一开头就说：“改革币制这张牌摊出来了。是王牌还是烂牌，目前依然是个大疑问。”财政部长王云五是力主发行新币的，他的如意算盘，一是靠增加税收，二是希望缩减军费，三是指望美援。针对这三项，浦熙修的文章分析说：增税一项，同原来预算相比，货物税、直接税增加十倍，盐税增加近六十倍。国税署署长认为“绝对办不到”。文章说：“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这样的重税真不知从何处去收敛。”军费一项，文章说：“战争不停，军费必将继续膨胀。……改革案最要一点是提高了士兵待遇。士兵每月几百万的饷银，如今增加成每月两千余万，而王部长却希望减少军费，这岂不是奇迹？”至于指望以美援来弥补预算，文章引用了美方所表示的态度，指明“大致要成画饼”。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指出：“总之内战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增加，预算不能平衡，物价也无从稳定。这局面拖下去，今天的金圆券，能保证不变成当年的法币大钞吗？”
这篇文章还对蒋介石强行以金圆券收兑民间金银外币一事分析说：“这次改革币制方案，在经济专家看来，在老百姓看来，都看不出什么是处。但亦有人认为这是在位者精明的打算。这是当权者可进可退能战能守的策略。当然今天局面一切决定于战场。有了二十亿的三百万元一张大钞，今后总可以打几个硬仗的。战而胜，一切问题迎刃解决。战而不胜，白纸换来的黄金美钞，亦有个万一的充分准备。”
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目前政府真是全副精力在维持这牌的价值。政府本身亦战战兢兢，俨然扑克场中‘小2’当作‘老K’打的神气。是吉是凶，是赢是输，他们亦捏着一把汗。这王牌到底是不是张烂牌，恐怕时间不久就会证明了。”
果然，不久就证明了这是一张烂牌。浦熙修在《币改的挣扎》一文中描写了金圆券崩溃的景象：“南京抢购声中最不得了的是米店里没有了米。有人走遍全城，买不着一粒米。”“糖果店，蛋糕、面包也都一扫而光。主妇们几天来都不安于室。街头行不通，商场挤不进。首都如今万人空巷，真是盛况空前。”
这篇文章结尾说：“当币制改革案公布时，大家都知道这法案最多只能发生短时的效用。短时短到什么程度，当时许多人有了争论，有人估计五个月，有人估计三个月。今天距八·一九不到两个月，改革案已经在做最后的挣扎了。这案关系甚大。金圆券垮了，恐怕整个局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几天之后刊出的《金圆券的下场》，副题就是“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开头就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如果要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了。
当时节节败退的战局，是公众关心的另一个热点。浦熙修的这些“南京通信”中对打败仗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她指出，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干扰战场上将领的指挥：“在开封沦陷以后，立法院追问何应钦的军事责任，何应钦很坦白地说，国防部并没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一切军事胜败的责任都在总统身上。据说襄阳之战，康泽被俘，结果也闹到白（崇禧）总司令与总统彼此不欢。总统命令康泽死守待援，总司令命令康泽相机撤退，康泽当然接受了总统的命令，于是绥靖主任就做了共军的俘虏了。”“何应钦部长推参谋总长来报告济南战局。而参谋总长又说：‘地方守军直接向总统报告，总统亦直接用电报指挥死守待援，这些与参谋总长无关。’”
原来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的解放。浦熙修分析吴心怀二志的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央有意消灭异己”，以见蒋军派系矛盾和蒋介石的私心，军队离心离德，也是致败的一大因素。
十一月七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八日，第三绥靖区副总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战线出了个大缺口。十日，徐州剿总最大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又在碾庄附近地区陷入重围。整个战役刚一开始就败象已现了。浦熙修坐在家里，听到每天不断有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她知道，这反映出了战局的紧张，南京政府已经接近它的末日了。她要为香港《文汇报》写最后一篇“南京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章一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杜威落选、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这一战有人说是最后一战；假若徐州易手，南京也必随着结束了。”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他们确是在咬紧牙关，忍受这黎明前的黑暗。”
这篇在当时一定会激动人心的文章，却没有能够寄到香港《文汇报》去发表。因为，正当她刚刚写完这一篇的初稿，十一月十六日深夜，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闯进她家，把她捕去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了被推翻的恐惧，他害怕了，于是他加紧了镇压的行动。就在这一天，他发布了总戒严令。浦熙修就成了这一戒严令下被捕者中的一人。
最初，浦熙修被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和她同一天被捕的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几个女学生和她同关在女牢里。她很坦然，觉得除了一死之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两个孩子已经由他们的父亲带去，没有牵挂了。她也想起了罗隆基，总觉得同他交往这事有些不好办，现在倒好，可以从此一了百了。能够为革命牺牲，也是无限光荣。
在卫戍司令部，她被审问过两次。第一次是照例的过堂，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次，把从她家里搜去的信件、日记、文稿等等摘录出来，详细讯问。他们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因为她只是同情共产党，不满国民党而已，并不存在什么他们要找的证据。
陈铭德设法来探过监，告诉她，正在设法营救，但事情并不容易。她很安详地对陈铭德说：“这次我大概难逃敌人的毒手了。”神态自若，显出了慷慨赴死的决心。
十二月初，浦熙修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秘密监狱里。这里的情况就比卫戍司令部更坏许多了。两个人一间小黑牢，上下铺。牢房顶上一个小小的天窗可以透入一点光线。晚上大铁门一关，更是阴气森森，听见的只有从别的牢房传来的脚镣声。这里也不让同外边来探监的人见面。
狱中的情况，当年关押在一起的青年医生陈德蕙回忆说：“到了宪兵司令部监狱，浦大姐和我同关押在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女牢里，她睡下铺我在上铺。牢房的顶全部用铁栅栏密封，四周都有荷枪的看守严密监视。早晨大家被赶到号子里端的小屋里用刺骨的冰水洗漱，倒便桶。每日三餐牢饭是由看守从牢门上一个只能看到一半面庞的小门洞里送进来。浦大姐胃不好，常咳嗽，她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外界消息的封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给她送东西进来，生活异常清苦，咳嗽一天一天加重。”
在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