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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这番真情和肺腑之言是铁石也能融化，然而贺子珍却无动于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就不能改吗？”无论毛泽东如何挽留，都难于留住她的心。这个外表十分脆弱的女子，内心比钢还硬。去意已定，就让她飞吧！飞不动再回来吆。这便是毛主席当时的想法。
“不能！”贺子珍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保姆，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这只行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终于一个人出走了。
当她只身来到西安时，已到1937年底，恰在这时，打了数月的“淞沪之战”已经结束，大上海沦陷，被小日本占领。到上海治病已经不可能。贺子珍被困在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
在家日日好，出门天天难。这时，贺子珍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句教人的古训来。特别是从延安到西安，几经转车，到了西安住在办事处，还有诸多不便。如今带在身边的钱已经不多了。恰在这时，先是延安方面的电话打了过来，接着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又派人过来，当面传达主席的指示，请她立即回去，等形势好转后再说。并且有心的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精致的日用品的箱子及钱款。当时贺子珍曾感动地哭了，实际上从负气出门那天起，她无时无刻地不在惦记着丈夫和娇娇。人虽走了，心仍留在家中。她曾想到回家，可是她那倔犟的性格又不允许她这样做，这种念头很快又消失了。为了表示对主席的惦念，她想到毛泽东住的那个窑洞潮湿，便用自己积蓄的津贴费，跑到街上，买了一床新棉被，托来人捎了回去。
毛泽东见了这床新棉被，也感动了，但他更感动的是贺子珍这种宁曲不折的性格。
贺子珍在西安一连住了几个月，她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受到启发：我何不到苏联呢，先取弹片后学习，何乐而不为呢！她决定到苏联去。在一个黄沙扑面的早晨，她乘上了一辆西去的汽车消失在漫漫的黄沙途中。中途路过兰州住了几天，尔后她又出现在乌鲁木齐市的街头，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在她焦急等待去苏联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此时贺子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又没有理会这次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实际这也是主席见他的个人命令失效，而最后采取组织命令的形式让她返回延安。可是，这次好机会，贺子珍并没有珍惜再次错过了。在组织命令面前，作为共产党员的贺子珍再次屈服了自己的倔犟性格。显然毛泽东也是十分头痛的。一天傍晚，他与警卫员散步时，一颗流星从天体上划落，毛泽东望景生情、无不伤感地说：“我的织女星划落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贺子珍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然而就是因为她的倔犟，错误的选择，造成了她个人悲剧的一生。这时江青已经从上海到达延安，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江青造成机遇和条件。
1937年8月下旬，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是入中央党校学习。翌年10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科的教导工作。同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这时江青24岁，毛泽东45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贺子珍真正认识到她抉择的错误是在“文革”的后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篡党夺权时，她才看清江青的嘴脸，后悔当初自己不该不听毛泽东的话，一意孤行，给毛泽东造成一生的痛苦，给国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她说：
“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太不懂事理。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时，还不时地在责备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文革’江青篡党夺权，我那时说什么也不能让贺子珍走。起码我还可以‘动武’么！”
1938年1月，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从此开始了她在异国漂泊的生涯。开始，她带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她到苏联后看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
毛泽东见信后马上发去电报，仍坚持请贺子珍回来。贺子珍想，既然来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学习，等过两年再回去。她用和解和诚恳的话语给毛泽东回了信。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天山下的新“客人”
在艰苦的岁月里，毛泽民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和胃病。泽民是个硬汉子，从不声不响，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影响工作。直到1938年，他的身体实在糟糕到极点，毛泽东劝说他到苏联治疗，钱希钧也陪同，他未能同意。后来，他又一次病倒，组织采取决定，毛泽民只好服从。
1938年2月10日，他们夫妇俩先到兰州，从兰州乘飞机到达新疆省城迪化。本来，他们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办完手续，就可直接前往莫斯科。不巧，刚好此时新疆与苏联边境地区发生鼠疫，边境通道被封锁。毛泽民和钱希钧只好暂时停留在迪化，待机行动。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线。
新疆现任的统治者叫盛世才，辽宁省开原县人。1892年生于地主家庭，1917年赴日本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8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曾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参加声援活动，后弃学从戎，在东北军中供职，并再度赴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部上校作战科长等职。
盛世才是个有野心的人，1930年底到新疆谋职，被当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委任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兼卫队营教练等闲职，后又被委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教官。这当然不能满足盛世才的欲望。他便蓄意笼络人心，在军官学校学生中培植势力。1931年2月，新疆发生哈密维民暴动，盛世才被委任为“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他这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很快协助镇压了暴动。1932年，他再次率兵打败叛军，加上他治军极严，在各族群众中影响颇好，声望日增。1933年新疆迪化再次举行反对金树仁统治的“四一二”起义，获得成功。盛世才乘机攫取了起义成果，当上了新疆省临时督办，后又被委任为督办，终于掌握了大权，成了新疆新的独裁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新疆成为通往苏联的重要通道。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在甘肃祁连山战败，李先念等数百名失散红军官兵被阻在甘肃西北。中共中央为确保通往苏联的通道畅通，同时为接应西路军失败人员入疆或入苏，遂派陈云由苏联赴新疆迪化，与盛世才谈判。
盛世才此时自觉羽翼未丰，必须借助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才能保住其独霸新疆的地位，遂热情接待了陈云。经过谈判，达成协议。1937年4月底，盛世才同意红军西路军400多名指战员入疆，单独编成新兵营。同年9月，又同意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同月，中共中央派邓发接替陈云为中共驻新疆代表。盛世才还向邓发提出，希望中共能派出人员来新疆帮助工作。邓发建议党中央选派了林基路等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党员来到新疆。一些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同志，也经党中央批准留在新疆。待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来到新疆时，在疆帮助工作的共产党员已有130多人。他们分布在省城迪化和全疆各地，都担负着重要的工作。不过，无论表面如何，盛世才的骨子里是害怕共产党势力在新疆发展的，他提出所有中共人员不得在新疆建立和发展组织，除抗日宣传外，也不得开展其他组织活动。我党答应了盛的要求，所有在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坚持了组织生活，但都严守秘密原则，组织发展工作则没有开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与盛世才保持良好的统战关系。
邓发与毛泽民、钱希钧都很熟悉。当年在瑞金时，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大力支持过毛泽民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
对毛泽民夫妇的到来，邓发很高兴，很快为他俩办好了去苏联的手续。当他俩滞留在迪化后，又周到地安排了他俩的生活。这时，正好盛世才向邓发请求从延安调一个懂得财经工作的人来新疆帮助整理财政。邓发知道毛泽民是党内杰出的理财专家，于是，他希望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并将这一意见报告给党中央，得到了中央批准。盛世才也知道毛泽民就是毛泽东的胞弟，表示欢迎他在新疆帮助工作，立即任命他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行厅长职权，并兼任接收资产委员会副委员长。钱希钧被安排在“新兵营”工作。
就这样，美丽的天山之下，新疆各族人民又多了两位为他们的利益而勤勤恳恳工作的共产党员。为了工作便利，毛泽民化名为周彬。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好厉害的“三板斧”
在迪化滞留期间，邓发向毛泽民详细介绍了新疆的财政状况。毛泽民听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一片混乱”。
新疆的财政状况，确实混乱到了极点。首先是货币混乱。新疆境内流通的货币中，既有省银票，还有清代铜板、洪宪银元，南疆喀什地区还发行了“喀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兑换比率，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十分不便。其次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连年战乱不已，加上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