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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和陈其美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军阀独立山头，袁世凯将面临着混乱局面的考验。此时的袁世凯深知充满智慧的、熟悉中国事务的莫理循对他及中华民国政权的意义，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当他接到邀请后还是“大为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认为我总是给他以帮助，还认为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之一，因此他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做他的顾问。”对于顾问一职，莫理循似乎没有多么在意，他说自己想离开中国回澳大利亚。但袁世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给出了比《泰晤士报》高出四倍的薪水聘请了莫理循。莫理循在给友人白克尔的信中说，袁世凯“为我提供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南北双方一致希望我能成为替他们工作的第一个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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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由衷地向您发出的一份聘书，已由您签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就在莫理循接到任命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前往伦敦。此时的英国对共和制度是相当抵触的，一些英国人在报纸上成天散布中国内战在即、国家即将崩溃的消息。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显然对这种“谣言”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是个受报纸舆论影响的国家，当务之急是消除报纸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所以莫理循就四处游说，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在对中国状况十分清楚的莫理循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袁世凯是中国未来、是惟一可以胜任的领袖，共和制度是惟一可行的政治模式。所以，在袁世凯上台前，他为袁世凯献计献策，自觉充当袁的“师爷”角色。袁世凯重用莫理循，甚至授予他二等嘉禾勋章、一等嘉禾勋章，并不是要莫理循为共和制度效力，而是要为袁世凯本人效力。一边莫理循在给袁世凯“歌功颂德”；一边袁世凯又在暗中组织杀害革命党人活动，并引起民愤，特别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以后，加紧了独裁统治，时局进一步恶化。
莫理循作为政府的顾问，对时局的日益恶化感到了担心，他多次和袁世凯谈论时局之事，并敦促袁与南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进行对话。袁世凯并没有轻易采纳他的意见，说他们是“厚颜无耻”，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着时间的增长，莫理循对袁世凯渐渐感到了失望。说袁世凯“情况糟糕”，“威望没有了”。他在给友人亨利·戈颁的信中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他开始抱怨自己“把时光浪费在政治顾问这个丢脸的职位上”。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在莫理循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袁世凯政权来说，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参战，可以“起到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他还给袁世凯解释说：“中国的民族意识刚刚苏醒，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他们的新生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另外，中国将通过为协约国制造武器而得到应得的利润；她的兵工厂将得以重组，并装备上现代化武器；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莫理循以一般的政治判断认为，袁世凯要在危局中翻身，应该把心思放在怎样和协约国合作并争取利益上，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痛苦，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他称帝八十三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洪宪帝制时代也因此结束。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忠诚而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他对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无好感，认为黎、徐都是“丝毫没有共和思想的人”，但他继续为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在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而去得罪日本……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与“服务”都不能阻止中国军阀混战局面的发生，不能挽救中国继续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引文均出自（澳）西里尔·珀尔著《北京的莫理循》，檀东鍟、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2〕〔3〕苏全有：《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5月30日。
不可救药的误读
——读《留东外史》
？ 李兆忠
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的开山之作，《留东外史》的问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一个极大的尴尬。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巨著”，在对日本的不可救药的误读中，凸现了中国人精神的负面与深刻的道德危机，还有恶劣的中日关系下两种文化令人遗憾的“互动”。
这部以东京为舞台、以中国留学生和海外亡命客为暴露对象的异域小说，主要写了两件事：“嫖”与“侠”；共同的寓意不外乎：“大中华”摆平“小日本”。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所遭受的种种耻辱，由不肖生的如椽之笔，得到了想象性的洗刷。
整部《留东外史》不遗余力演绎的，是“日本是个卖淫国”这个神话，翻来覆去捣鼓的，就是“嫖界指南”的那些劳什子。号称“南周北黄”的嫖界领军人物周撰与黄文汉，一个仗着“顾盼多姿”的容貌，随心所欲地玩弄日本女子，自吹“除了皇宫里没有去嫖过，其余都领略过了”；另一个嫖侠结合，将痞子精神引入风流情事，发明了“吹要警拉强”五字嫖经，仗着一身蛮力和“日本通”的优势，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如鱼得水。
在中国浪子的眼里，日本女子的“淫”，总是与“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在郁达夫、陶晶孙笔下常出现的“淫”而“高贵”的东瀛丽人，在《留东外史》里一个也找不到，即使是偶尔写到一两件“清雅”的艳事，也显得十分勉强，压不住底子的恶俗。这个差异，显示了西风东渐历史潮流下留日学子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思想先进的“创造社”作家的眼里，日本女人已被赋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类似西方的“女神”而不能亵渎，而在思想陈腐、受道学毒害的中国浪子的眼里，日本女人终究不过是泄欲的工具。第九章，粗鲁无文、品位低劣的郑绍畋这样贬低日本女子：“日本不是世界公认的卖淫国吗？日本女子除卖淫而外，有什么教育？你到日本这多年，你见日本女子除了卖淫、当下女、充艺妓、做苦工几种，有几个能谋高尚的生活的？”——事实上，中国浪子的“嫖经”，大半与日本女人的“贱”有关，周撰声称：“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是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第二章）作者甚至这样一口咬定：“日本人有一种特性，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给他，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都可介绍给人家睡的。”（第三十七章）
在近代以降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大中华”意识面临危机，变形为鸵鸟式的自我陶醉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具体到后起之秀的“小日本”，更添一层复杂的况味。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