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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降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大中华”意识面临危机，变形为鸵鸟式的自我陶醉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具体到后起之秀的“小日本”，更添一层复杂的况味。黄文汉大白天带人去嫖娼，在那里遇上日本兵士，兵士问他：“大远的到敝国来求学，为何礼拜一的不去上课，却来这里胡闹？”黄文汉悖然作色道：“这话是谁教你说的？你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吗？我说句失礼的话你听，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贵国美人最多，最易勾搭。我家中祖遗了几十万财产，在中国嫖厌了，特来贵国研究嫖的。今日就算是我上课的时间，难道你可说我来坏了吗？”完全是一副无赖的派头。（第四章）胡庄等聚集赌博，被警察当场拿住，捉去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板着脸教训了他们，对中国留学生的“过于不自爱”和“柔和的性情”作了一番揶揄，不料遭来一大篇理直气壮的反驳。胡庄的嫖家赌客理论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这赌博的事，在世界各国，也就止贵国禁得不近情理。至于一个月有二十多件嫖淫卖妇案，更不能专怪敝国人不自爱。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国的人，越发达。敝国国人到贵国来求学，远的万余里，近的也有数千里，至多也须一年方能回去一趟，况都在壮年，此事何能得免？”然后对日本的公娼制度、艺妓和铭酒屋进行一番抨击，强调中国留学生嫖淫卖妇的理由，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这样看来，贵国的淫卖妇，也就未免太多，贵国的人也就未免太不自爱。敝国人性情柔和，诚如尊言。大国民气象，自是如此。敝国虽弱，只要贵国少怀点侵略主义，则东亚和平，想不得由西洋破坏。”（第十一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汹汹叫嚷“日本女子贱”的中国浪子，偏偏在东瀛女子身上尝到了在自家不曾尝过的甜头，犹如老鼠掉进白米缸，大有乐不思蜀的劲头儿，正如书中一位小亡命客说的那样：“几多伟人学士，和下女发生了关系，还公然正式结婚，大开贺宴。”
平心而论，比之于“嫖”，《留东外史》在“侠”的描写上更有独到之处。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始祖，平江不肖生此时显示了自己的真正绝活。
可惜的是，这种品位纯正的描写在《留东外史》里只是偶尔一闪的火花。其实，依不肖生对武术的精通程度，如果能有一副正常的心态，是不难写出一部表现中日武术对话的精彩之作的。
“大中华”的优越感在“爱国心”推动下，必然导致浅薄的夜郎自大，派生出敌劣我优、敌愚我智、敌魔我神的一厢情愿的想象。《留东外史》在这方面，可以说走到了极致。黄文汉在与日本武士的交手中，总是占上风，永立不败之地，他先是挫败身强力壮、号称四段的柔道手今井，又徒手击倒手握长刀的剑术手吉川龟次，后又施巧计，连续掀翻三名相扑巨无霸，还在最后一位大力士屁股上踢一脚。萧熙寿打擂台，向顶尖级的日本柔道高手发起挑战，却被作了这样的限定：“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头锋，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到真的比赛时，萧果然动辄得咎，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只好退出比赛。日本的一流柔道手被形容得獐头鼠眼，萎琐不堪，还没有交手，就连连退缩，一副胆小懦弱的样子，甚至以下阴被捏相诬。大和民族一向引以自豪的国粹、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中国浪子颠覆。
的确，比之于“嫖”，中国浪子在“侠”方面的优胜简单明快，没有半点的含糊和自相矛盾，遇上无礼的日本兵士，该出手就出手；碰上爱管闲事的日本警察，想捉弄就捉弄，完全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根本没有一点“弱国子民”的味道。然而这种优胜，多半借助流氓手段。
如果说黄文汉们的行为有可理解的地方，那就是“小日本”对中国的忘恩负义及其狼子野心。在去箱根徒步游历、寻花问柳的途中，黄文汉遇上颟顸无礼、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中村名为拜访，实际上是来炫耀“大日本”武力，鼓吹“日支共荣”（就是日本吞并中国）。中村的狂妄与傲慢，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居然说出这样的大话：“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第十四章）面对日本军官的挑衅，黄文汉不急不躁，先是装孙子，引其入彀，俟其马脚全部暴露后，突然翻脸，一篇长长的、理据充足的痛斥，把中村驳得哑口无言，尔后，黄文汉猛地跳起身，伸出手臂，横眉怒目，要与中村决斗。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学子，中村只好赔礼道歉，无趣而退。
这是黄文汉惟一的一次真正体现人格尊严、值得称赞的行为。然而在令人振奋之余，不免使人感到另一种悲哀：留日文学中如此有力度的“抗日”表现，并不是出自以进步自命的“创造社”诸公——他们都沉湎于苦闷虚无的自我表现，而是出自不肖生这样的思想陈旧、游民气息浓重的文人！
然而，像黄文汉那样嫖侠双全、能文能武的“游民知识分子”，就能担当起抵御外侮、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吗？尽管不肖生以如椽之笔，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舒了一口恶气，毕竟不是中锋用笔，着了他的道，中国人看日本的眼光只会更加歪曲、更加片面、更加离奇。既然作为大和民族勇敢与正义象征的武士都是如此不堪，那么一般的日本人，就无须多说了。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小说里，有点人样的日本人几乎找不出几个，他们个个萎琐、小气、贪婪、顽直、死要面子、装模作样，甚至心术不正，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蔑视，抨击之语比比皆是。
《留东外史》产生于中日关系最恶劣、中国人的精神最昏黑、最绝望的时期——这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务必记住的一点。作者在东京旅馆的“阴霾一室”起草这部小说时，是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1914年的岁末，而小说第一部以“不肖生”的笔名由民权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时，是1916年5月。这正是日本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企图吞并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道德最堕落、“厚黑学”最猖獗的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7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七十年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这样写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2〕《留东外史》以非常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立此存照”。
就像作者以“不肖生”自命的那样，小说一上来就坦称“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将道德姿态尽量放底，既给自己的堕落铺好了台阶，又顺理成章地迎合了时风。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作者的“留学”经验。包天笑在为向恺然（即不肖生）作的传中这样写道：“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3〕这段话可以与小说开宗明义的自我陈述互相印证：“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归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