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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文化中度过的，也被训练出了一定的话语技能。笔者十九岁起就到一所中学任教，在教研室里，如果两位教师凑在一处低声说话，那就会被旁观者认为起码是思想情绪不健康，我后来就总保持住一种对一个人说话也总让同室者听到的分贝值，以免旁耳误会。在后来所参加的批判会批斗会上，我不仅一定跟着高呼暴烈的口号，而且还总怕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太低或者肢体语言（比如举臂）太软而遭致“温情主义”甚至“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摘。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中国人多英雄多》：
中国人多英雄多，
一人一铲就成河。
中国人多好汉多，
一人一镐把山挪。
中国人多画家多，
一人一笔新山河。
中国人多诗人多，
一人一首比星多。
当时读这首歌谣很兴奋，现在读来就感到虽然其中有“一人”的字样，其实还是以集体、族群替代个体生命，这宏大的声音里，并不包含尊重个位数的独立生命的因素。
到“文革”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广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播放“特大喜讯”，比如1968年后各省市相继成立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形成一个竞相以当时认为是最美丽豪壮的语言发布“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的“声浪”，下面是从中摘录出的一些片断：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翻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
［青海省］
在您的率领下，我们征腐恶，缚鲲鹏，扫尽人间害人虫。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天下，红透全球！
［江西省］
敲起欢腾的锣鼓，拨动铮铮的月琴，手捧金色的芦笙，跳起快乐的锅庄，千遍万遍欢呼，千遍万遍歌唱……
［四川省］
革命的长河，汹涌澎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您是真理的代表，黎明的曙光，人类的救星，世界的希望……我们头可断，血可流，您的伟大思想永不丢；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
［河北省］
这些只能是吼出的诗化的句子里，“千遍万遍欢呼”是非常写实的白描，那就是我这一辈前后的几辈人都亲身体验过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喧嚣声里穿越过来的。
当然，如对喧嚣文化的生成作深入的学术研究、讨论就还需要细化，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究竟是不是已经埋伏着喧嚣的因子？像老庄的道家文化，不是特别强调静默吗？儒家所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克己复礼”，也并不主张把事情包括发声推向极致啊。难道是法家提倡了“大喉咙狂呼”？愿有专家学者给我点拨：以喧嚣为先导来集合群体，以期改造世界甚至改造每一个独立生命，究竟肇始于什么？一位青年学人著有一本对经历过多次文化斗争的文化人访谈的书，书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不知我怎么搞的，读了他那些访谈，我总觉得书名改成《天有病，人知否？》似更恰当。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现在常有人用“众声喧哗”来形容时下的社会话语情势，但那是用来表达对文化现象已趋多元的一个形容。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喧嚣话语即使还有，也非主流，文学艺术方面的个性化程度已经相当的高，“我是自己”的“独立生命个体意识”在年轻一代里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残存的喧嚣积习仍在，又增添了商业社会无情（至少是薄情）的竞争中的新喧嚣，这新喧嚣是欲求快速暴富、一夜成名的浮躁嘶喊，也是欲望不能满足甚至还遭致失败沉沦的焦虑嚎叫，浸润到社会上各类人群，则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刚开始不久的欧洲游中惊动了西方人的游客喧嚣，其实是“老喧嚣文化”和“新喧嚣文化”嫁接出的怪胎，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不懂得尊重他人也忽视了自尊，表现出“群嬉中的习惯性放纵”；一种则是“新富国民”的“炫富”心理，认为无论到了世界上什么地方，“老子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
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喧嚣文化，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它当中沉淀着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有极其悲壮甚至可以说惨烈的足令我们生出大宽恕、大悲悯的成分，但毕竟这种文化是应该更自觉地退出社会主流的时候了（我不主张让其出局，当然它本身也不会自动出局），在建构新的国民文化品性的过程里，应该让平和敦厚的文化占据主流，体现在声音上就是要氤氲出“尊重别人也保持自尊”的话语修养。相信在不久以后，中国出境游的人们不再会让某些国外的接待者因“他们总是喧嚣”而厌烦甚至焦虑。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 张宗子
一
毛泽东作诗词，常因袭古意，甚至直接袭用古人原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之类。公推为杰作的《沁园春·雪》，其下阕的中间一段，如周泽雄指出的，命意颇似清人孙髯翁题云南大观楼长联中的一段：“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比较一下毛的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句法语气用词，如出一辙。毛泽东很熟悉孙氏这副“古今第一长联”，曾亲口赞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孙联固然好，写法只是老套路，上联写景，下联怀古，没有什么创意。中国文学成熟早，年代久，名家高手众多，几乎每一寸田地，都被人千遍万遍地开垦耕耘过了，要想完全创新，谈何容易。
毛泽东在诗词上天分极高，立意好，胸襟开阔，但毛泽东特别不善于对对子，这可以说是毛诗逊于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毛的七律中，找不出一副完整的对联，更别提像杜甫那样严整精工的对联，常常是有了上句没下句，或先有下句再去凑上句。在词中，对句相对不那么重要，标准可宽松些，像在《沁园春》这样的词牌里，要对的句子字数少，就更加容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一成不变的是“不对”，上下联同意重复，所以周泽雄说他文字非常不经济。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后三字完全不对。
有时候，似乎在凑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也是意思重复的不“对”之联，而且说山势如走泥丸，或者如某些评家解释的，是红军走在乌蒙山上只当脚踏在泥丸上，无论如何让人费解。《沁园春·雪》中在“山舞银蛇”之后，对一句“原驰蜡象”，自幼读过诸大家的解说，感觉就是朱熹说的那样：“他自在僻处自说”，我们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山势如蛇，形象生动，但经千百人用过，犹如“芙蓉如面柳如眉”，后人再沿袭，不成俗套也成了俗套。至于大雪覆盖下的平原，怎么能像一群奔跑的蜡做的大象？无论如何有点匪夷所思。以蛇象作为比喻写山写雪景，又恰好做成一副对子，《红楼梦》上倒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第五十回，芦雪庵即景联诗，宝琴黛玉有一联，道是“伏象千峰凸，盘蛇一径遥”。峰峦凸起，如伏卧的大象；山径逶迤，如盘绕的长蛇，形容得就十分贴切。
古诗作法的起承转合，知易行难，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好的，千百中无一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句收上阕的写景，一句引下阕的感怀，比大多数人利用上下阕之分时省力气的轻轻一转高明得多。后面更高明的是“俱往矣”三个字的总收，说是收，却能临去秋波再一转，于无余地中翻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这正是我说毛泽东天分高的地方。其实“江山”那两句，还是从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来的；“俱往矣”三个字，历来备受称赞，说是“大笔如椽”。这种句法，在词中差不多已成定式，远的不说，《儒林外史》收尾的那首词，恰好也是一首《沁园春》，其中的一句作“今已矣”。
二
毛泽东读书广博而杂，史书上下的功夫尤其深厚。古文古诗词虽然喜爱，涉猎的范围并不广泛，基本上停留在名作名篇的层次。惟其如此，在毛传世的几十首诗词中，一些意象反复出现。
毛自称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的作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很有个性但也十分奇特的组合。“三李”共同的特点是爱做白日梦，富于幻想，且有绮艳的一面，风格上彼此相差太远。
李白本身是不可学的，要学他也无从下手。李白纯以才气发为诗歌，艺术天资之高，古今罕有人能望其项背。历代不乏立志学李的，其结果，说刻薄点，差不多都落了马援所说的画虎不成的窠臼。不提别的，读读号称明代第一人的高启的七言歌行，你就明白其中的奥秘。辛弃疾有政治和军事的才能，有野心，气度大，不似李白一辈子神仙似的飘逸或曰糊涂。辛词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一路的，但他既有才学，又有一腔豪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