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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重复了亥姆霍兹的理论。
静安先生的“三境界”说会不会也像盖尔曼他们那样是他自己悟出来的呢？或许是。但是他径取亥姆霍兹的“外来之观念”的可能似乎更大。静安先生和亥姆霍兹几乎是同代人，亥氏在当时是位人皆仰之的大学者，静安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他。我们知道静安先生早年醉心于德国文化，在学习德国人文哲学上用功甚勤。但他下过工夫的不止是康德哲学等，自然科学也在他的视野之中。1900年静安先生东渡扶桑，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成果之一是翻译了一本物理著作，译本题为《势力不灭论》，用现在的术语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发现这个定律的正是亥姆霍兹，不知静安先生译作的原本是哪本﹖会不会就是亥姆霍兹的名著《On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或许静安先生在翻译亥氏的理论时闻知了当时还很时兴的亥氏的“创造三阶段”说：以常理推测，这样的几率是很大的。
不管亥氏的“创造三阶段”说和王氏的“三境界”说之间有没有姻亲关系，这两说在各自的文化世界里都有很不凡的后继演化。亥姆霍兹的三阶段说尽管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却并没有被人忘记。相反，他的这个学说在西方开创了一个研究领域。1908年，法国数理学家彭加勒（Pomcare）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指出，亥氏的三阶段还不完整，探寻新思想的学者在“顿悟”以后，应该还要经历一个“证实（Verification）”的阶段，以确定自己捕获住的想法真是个好想法。又过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心理学家格蔡尔斯（Getzels）又提出，亥氏的第一阶段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开始，前边应该还有一个“发现问题（Problem
finding）”阶段。他的理由是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都说过，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样，现在西方学界一般公认的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就有了五个阶段。经过这样扩展的亥氏学说成了当代创造心理学的标准学说，以此为基础的论著在西方还不少，这个学说特别被应用于创作设计的教育课程中。
在中国，静安先生的“三境界”说也远没有被时代的变迁所湮没。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某文化高官在号召“向科学进军”时引用了静安先生的“三境界”说，自此以后“三境界”说大行天下。不夸张地说，在国学的小圈子以外，静安先生的学说中最为一般人知道的也最广为引用的就是这个“三境界”说了。然而，或许静安先生所用的词句太华美了，当代所有谈论这“三境界”的人似乎都认为静安先生的这个说法尽美矣又尽善也，至今未见有人提出要进一步在心理学层次拓展深化这个“三境界”说的想法。
窃书剿说大不德
？ 王子今
孔乙己“窃书”，他自己认为是“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
和孔乙己这种“窃书”不同的，还有其他的“窃书”。
宋人徐度《却扫篇》卷下说到一个由“藏书”而“窃书”终于“焚书”的故事：“陈无已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已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已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已终身以为恨焉。”这种担心藏书可能招致危难，所以窃书而焚毁的情形，是关于“窃书”的特殊的史例，也是关于“焚书”的特殊的史例。
另外一种“窃书”，则出自恶意。其形式，显然与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完全不同，不仅仅是偷窃了书的文本，而是偷窃了书中的内容、书中的精神、书中的思想，即非法占有了其他人的知识产权。
《南史·郗绍传》写道，徐广著有《晋纪》，“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
何法盛的行为，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指为剽窃丑行：“向秀注《庄子》，而郭象窃之；郗绍作《晋中兴书》，而何法盛窃之。二事相类。”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专门列有“窃书”一条，其中写道：“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这种“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事，实在令人憎恶。
对郭象《庄子注》剽窃行为的批评，早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何法盛“窃书”，谋夺了整部书的著作权。郭象则是将窃取的向秀《庄子注》杂合自注数篇，形成了一部新的《庄子注》，不过，世人以为“向、郭二《庄》，其义一也”，其学术主体，依然是窃夺了向著。
类似何法盛窃取《晋中兴书》事的，还有《化书》一案。
宋人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下写道：“谭景升以《化书》授宋齐丘。齐丘杀景升，并窃其书自名之，寻亦不得善终。”同一位俞琰在《席上腐谈》卷下又写道：“《化书》，乃谭峭所作。峭字景升，携其书来求齐丘序，齐丘杀景升，遂窃其书自名之。”至于谋其书而害命的情节，实在是学术史上令人惊愕的异闻。
关于姚察所撰《汉书训纂》被诸多“后之注《汉书》者”剽窃后，姚珽不得不撰《汉书绍训》以重申其曾祖的学术主张，发明旧义一事，《旧唐书·姚珽传》的记载是：“珽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
这种“盗窃所成之书”，将原著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的情形，在明代似乎相当盛行。
顾炎武在《钞书自序》中还曾经这样说，“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1〕他对于“有明一代”，特别是“有明弘治以后”盛起的剽窃风气，即“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的情形予以指斥。
在走向近世的学术史进程中，情形又有不同。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行为的反科学的性质，反对之声于是有正义的底气。
梁启超曾经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他总结清人考据有以下这样十种特色：
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2〕
这十种特色，现在看来依然闪射着科学之光。如果说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得到清人的继承和发扬，应当是确切的判断。梁启超又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他在总结清代学术特色的同时，其实也在提倡一种科学的学术风格。所列十条，对于今天的学者，都有规诫的意义。今天学者讲求“学术规范”，批判“学术腐败”，其实有时仍然是在重复强调其中某些原则。
其中所谓“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其他两种“认为不德”（“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相比，这种“认为大不德”，说明在清代考据学者的眼中，“剿说”严重违反了一般学术规范，而且严重违反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原则。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的自述，可以作为“剿说认为大不德”的补充说明：“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钱大昕主张，偶然与前人相合的学术见解，则毅然删削；如果因学友启示所得，也一定标示其姓名。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称许的。所谓“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则明确划定了道德原则的一条基线。
说到这里，不妨再引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另一段话。他说，“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3〕。我们的确应当就此“彻底改造”学界种种“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