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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壬驮ぱ运担氨臼兰徒侵形暮秃河锓⒒油Φ氖贝薄�4〕。对于这一点，甚至有些对我们并不友好的英、美人士，远比我们自己的语言学家要敏感得多。在我们的《通用语文法》公布以后，不久前就有一位美国的据说是语言学博士的人，在我们的一个外语刊物上，著文大骂中文和汉语说：中文和汉语“hopelessly
cumbersome”（愚笨不堪、无可救药）。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说：“世界使用一种共同的语文当然是好，而英语更接近这一地位。”接着他就进一步说：“中文的表意特性绝无（no
reason no help）理由成为这种可能。”其实，这正是他最恐惧的事。他正好说了反话，在信息时代恰恰相反，正是表意性的符号才更具有世界性。例如，阿拉伯数字、数学符号，一切科技符号都是因为它们是表意的才为全世界所接受，历史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和中国差不多的面积，但欧洲是文种纷繁，语言分歧，中国却是多民族使用着同一种文字和语言，四五千年传承一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这从地球环境说，是劣势，但从语言的普及和文字的运用来说却又是优势。十三亿人或者将来还会更多，几乎天生下来就会说汉语，就要学习中文。而天生下来说英语和学英文的人恐怕连一半也不到，所以，这又是中文和汉语走向世界语的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不久以前世界华人物理学会在中国召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就率先在大会上使用中文报告他的论文，受到与会及旁听者的热烈欢迎，因而激起许多与会学者的好评，甚至批评主办者不应事先就规定英语文为大会通用语。这是一件十分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事例，中文在笨拙的英文面前没有必要自惭形秽。
如果我们中华民族有志气，凭借着信息时代，中文和汉语的优势能在本世纪与英文和英语一争高下，则我们中华民族的发达昌盛将是无可限量的。
注释：
〔1〕见卢赣章所著《一目了然初阶序》。原文为“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能无师自通”。
〔2〕原文载1982年《编译参考》第6期，第5页。
〔3〕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卷首语》，香港瑞福出版社1991年第三版。
〔4〕见1990年5月16日北京“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时代”研讨会开幕词。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自序
？ 张新颖
现在要避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很难，大家都是有见解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表达、传布、宣扬。
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对生活的看法和意见中。
文学生活好像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文学生活，只是有一大堆对文学的看法和意见而已。也就是说，有些家伙整天在谈文学，其实并不拥有文学。
“对于那些从事媒体艺术和广告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名气和声望来自发表他们‘自己私人意见的能力’。这些‘意见’毋须凭借世世代代的人类与‘人的经验’搏斗所累积下来的、取之不尽的‘资讯’宝库，而单凭一个‘光说话的脑袋’能够以‘富有刺激性的’和‘新颖的’的方式说出一己之见即可。”〔1〕
文学不是看法和意见。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最好的看法和意见也是对复杂性感受的简化，何况充斥我们周围的看法和意见大都离最好远着呢。
“好的头脑应该像一丛乱蓬蓬的植物，而不应该像一种草。”法国的阿兰说达尔文描绘的世界所以展现了非凡的魅力，是因为那里面始终具有初生的概念的不可模仿的力量，而不是由失去了灵活和丰富性的一般和抽象的东西构成的知识。
而现在，连中学生也被鼓励、被强迫要表达看法和意见了。中学语文的专家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是“话题”式的。什么是“话题”式的呢？也就是要你的看法和意见。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能够发表各种见解的专家们，他们是大人，没有生活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可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呢？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可这真是危险。
文学生活怎么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么多的看法和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以上是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编眼前这本批评选集，本来想用这篇短文的题目做书名，后来想想还是改用了一个正面表达的名字。不过序言却不想再另写什么了，虽然这本选集让我颇多感慨：这里面最早的文章，是二十岁时候写的，而现在，会有二十岁的人好奇，问问我年轻时候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也心虚得很，有时候会小心翼翼地向年轻人探问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并没有装老的意思，和我同龄的人大多也正活得年轻，我羡慕他们，也向他们探问意见和看法。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出）
注释：
〔1〕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
十年一觉才识梦
——《独立评论》与二十世纪初知识界
？ 李 峻
诞生于动荡的二十世纪之交的新知识分子，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由得不关心时事，不断地谈论政见，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权力靠拢，步入政府。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使知识分子深感震惊，普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以挽救时局，此时知识分子的参政理念是“新式独裁论”与“专家治国论”。这既反映了欲参政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官僚的区别，也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
胡适与丁文江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对“天下事”广发议论。丁文江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傅斯年呼吁“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1〕，为知识分子参政摇旗呐喊。但这些意见或主张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文人们只能另辟蹊径。
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了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在论争中，“新式独裁”论渐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
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若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
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