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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之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专家治国”论。近代中国“专家治国”主张的始作俑者是丁文江，他所说“专家”主要以主政者的“智囊”、“谋士”、“幕僚”身份介入政治，希望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陈之迈的“专家政治”主张，则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现代文官制度有紧密的联系。他所说的“专家”，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知识素养同时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职业官僚。南京政府十年间知识分子参政其实是这两种形式“专家治国”的混合体。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的时期，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做了局部开放，将其限制在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其基本特点是，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
1932年11月，蒋介石设立国防计划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除了秘书长翁文灏外，副秘书长钱昌照是一位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整个五十人的班子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
1935年底，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数为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所网罗，如吴鼎昌做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及行政院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新内政部长。随之而从政的还有大批大大小小的留洋博士和硕士。据统计，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一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一千三百一十五名，超过了十分之一。
这些从政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某些作风显然和旧官僚以及许多国民党党棍有别。蒋廷黻与翁文灏、吴景超等著名学者弃学从政，进入官场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劝他们回来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势已去矣”。他还对胡适说，近来政府没有明显进步，也与我自己无才有关，如果你和丁文江能够入阁，局势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变。曾养甫是美国留学生，1935年任铁道部政务次长兼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茅以升回忆说，幸亏有曾养甫的“赶”和“逼”，钱塘江大桥“才能真正于二年半内完工，没有耽误大桥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则二年半还是不够的”。王正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任辽宁本溪湖煤铁公司总工程师兼制铁部长，东北矿务局总办，河南六河沟煤矿总办等，曾管理东北全境十三个矿山，创办、扩建、改进了阜新、八道壕、西安、复州湾等煤矿。创办本溪湖林场、大石桥滑石矿、北京门头沟平兴煤矿等，勘察世界上储量最大的大石桥菱镁矿。德国柏林大学矿冶系博士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则提出了“用新人，行新政”的口号，推行村里制，清查户口，普及卫生，禁溺女婴，整饬吏治，等等。
当时知识分子涉及的从政领域甚为广泛。工业方面：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动员，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笃信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认定这是使中国脱离贫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惟一途径。他们拟定了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计划总投资为二亿七千一百二十万元，从1936年4月起，陆续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三十余家厂矿，预期五年后可使国防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得以自给。它选择的“发达国家资本”之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外交方面：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资深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继续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及英美使节。1934年蒋介石征用了主张集权改革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关系的具体工作，继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定工作。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由四十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明令公布。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是较有成效的，其《宪法草案》、《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1928年11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研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关，由蔡元培任院长。在朱家骅1931年任教育部长时，主持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及小学法、中学法等，创办中央图书馆、博物院、编译馆。1935年5月28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向行政院会议提交《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的提案》，同日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二十四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十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
知识分子富于浪漫主义气质与乌托邦理想，其从政颇具理想色彩，而其中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政治精英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和行政能力。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这是翁文灏与丁文江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对处理问题时所应遵循的一套改良行政程序和行政院应负的职责等，我都一窍不通。”〔2〕
实际也是如此。进入政界后，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援引李石曾的话说，蒋“与苏联当局打交道时，缺乏实际外交经验”〔3〕。制定农村政策的高层人员往往脱离实际，不善于在政治游戏规则中将理论主张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方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最高层制定土地政策的共有萧铮等十人，其中五人在大学任教，六人有留洋经历。这些人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实际了解太少，最起码对农村的感性知识不够。由南京政府经济顾问杨格设想出来的长江下游各省建立模范区的计划，表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际操作者的现实主义态度。因此，国民党农村政策的失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并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的政权。军阀和军阀集团以武力为后盾操纵和控制国家政权，其最突出的表征，就在于军权高于一切，暴力和战争不时笼罩着全社会，并成为解决国内一切政治问题的经常性和最为有效的手段。蒋氏政权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允许知识分子学术上、教育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独立发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调、搞反对派，则坚决镇压。其镇压手段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许多从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对专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吸收技术专家参加政府并不表示国民党对民主政治的诚意，因为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正副院长和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人选，无一不是国民党籍。蒋介石引入少数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过程，参与管理经济、教育等，只是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他们帮助制定了无数有关社会、经济重建的计划；尽心竭力地草拟了法律和宪法草案，但与政治现实无甚相干，无钱资助项目，无权实施决议。他们是南京政府实行控制的工具，而不能独立表达意见与首创精神。与蒋介石最接近的陈布雷最觉个中隐痛，曾感慨叹曰：“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乎？”〔4〕
这些就是1928至1937年十年间知识分子参政无所作为的时代与自身局限。
（《独立评论》，1932年创刊，1937年停刊，共出243期。）
注释：
〔1〕转引自袁伟时：《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傅斯年故事之三》，《新闻周刊》2004年3月，总第172期。
〔2〕《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3〕《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