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民主》度过一周年之后半个月，终于“被生生的扼死了”。当局不准经售该刊物，禁止报贩贩卖该刊。“我们只是几个无党无派的人的组合，本来经济基础很脆弱，如何经得起三番四次的没收和扼杀呢？”〔23〕在最后一期终刊号（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上，首篇就是郑振铎《我们的抗议》，对当局侵犯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表示严重抗议，“这不仅是本刊一个刊物的生存与否的问题而已，实在也是整个中国究竟还有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国民们究竟还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而不随时随地受侵犯、被剥夺的问题！”〔24〕此外，还有马叙伦、吴晗、叶圣陶、田汉、许杰等大批文化人的抗议文字。
《民主》被扼杀在1946年10月31日的沉沉暗夜里。
五
1958年10月8日，也就是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前不久，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上回首往事，自称“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著作不够成熟”，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毅然放弃在铁路局工作的“铁饭碗”，投身前途未卜的新文学事业，在文学创作及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又有几个人能望其项背？他编辑的《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文艺复兴》等文学期刊的贡献人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个作家、学者，在文学史、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他“始终抱定匹夫有责的观念，站在中国国民的立场上，说中国国民所必须说，所应该说的话”〔25〕。
郑振铎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执着，对人权、民主的追求，办过的《民主》周刊，今天的人们大概已很陌生。而没有这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郑振铎的形象将是苍白的、不完整的。 知识分子天然地负有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郑振铎以他的经历和他那些掷地有声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1919年5月，二十出头的郑振铎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求学，亲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赵家楼的火光曾映红他年轻的面容。二十七年后，他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划时代的日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乃由此急骤的进行着。……思想的解放，文艺的解放，使后来的青年们得到了自由观察、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机会，这二十多年的比较蓬勃的学术文艺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导源于“五四”运动之一举的”。〔26〕作为二十世纪学术界、文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就是“五四”运动孕育的骄子。
如果说1919年他办《新社会》时，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还是一个朦胧的梦，那么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论新中国的建设》则提出了“新社会”的具体蓝图。他从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商业、文化、军事、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规划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现代的科学的伟大的新中国”，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会”之梦。其中不少细致的设想即使今天看来仍不无独到之处，如：“银行存户必须用真实姓名，不得再用‘堂’‘记’等户名，以便稽核贪污官吏及逃避资金之流”等〔27〕。这个梦，不仅是郑振铎的梦，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人类的追求代代相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名誉、地位和荣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梦想的精神。
注释：
〔1〕〔2〕〔3〕〔4〕〔5〕〔6〕〔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 《郑振铎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4、376、42、43、58、129～130、306、187、188、225、232～233、306、307、322、329、332、333、323、243、127页。
〔7〕〔10〕〔11〕〔12〕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254～255、392、443页。
〔8〕〔9〕 郑振铎等：《就“四·一二” 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贡院学宫对河房
？ 楚 人
贡院是明清时期举行乡试、会试的处所，学宫为古代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常与孔庙（文庙）合而为一，今之南京“夫子庙”即是也；河房则是指临秦淮河修建的风月场所。两者本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物，但在明代，却比邻而居，隔河相对，成为旧都南京的一大人文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清初文人余怀《板桥杂记》云：“金陵（南京）古称佳丽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逢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迹寝湮，存者为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捣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乎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清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复有记述云：“贡院与学宫毗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姝侨寓焉。寒素之士，时亦挈伴闲游，寻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殆什无二三也。”
古都之地金陵，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盛誉。自明朝洪武初年在此修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眉淡粉，白门烟柳，冶艳名姝，不绝于史，极盛一时之风流。晚明之“秦淮八艳”如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婉等为其翘楚，更因与当时社会名流侯方域、冒辟疆、钱谦益的爱情纠葛及与南明史事相涉而闻名遐迩，脍炙人口。
河房妓家屋宇精洁，草木萧疏，迥非尘境：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常年湖海宾游之士，王孙子弟，莫不于此狎妓吹唱，传呼乐籍，行酒劝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实为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园，消魂之艳窟。每当狎客光临，入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狷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娘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婉转；凌晨则卯饮淫淫，衣香一室，停午则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则吹笛弹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雄风。
院墙外数十步，有“长板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回光、鹫峰两寺左右夹峙，中山东花园亘于其前，秦淮河、朱雀桥桁绕于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襟。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河灯画舫，火龙蜿蜒，名士倾城，簪花约宾，携手间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之乐事。
每当乡试之年，四方应试者云集于金陵，为河房妓家带来了新的无限商机，无异乎在召开着三年一度定期举行的性文化交流会与性商品交易会。举子文士在客居备考期间，时以冶游来排遣枯读八股经书之寂寞；富家子弟更是寄寓娼家，坐拥怀抱，将文章与雅事合而为一，功名与行乐并行而不悖。科考以后，患得患失，内心不免空虚，妓院正是排忧解闷以待张榜的最佳处所。如名未落孙山，则邀三五好友，携二三娇娃，或设宴河房，或荡舟秦淮，春风得意，天上人间，良辰美景，乐事赏心，诚不知世间还有忧愁事。
按理说，贡院与学宫均为古代文化学术之重镇，宣扬文教、培养选拔人才之场所，威严刻板，自不待言；而妓院则是民间流连风月、寻春冶游之处所，花营锦阵，人欲沸腾。两者情调迥异，本质各别，实应势同水火而不能相容。但是，这种表面上分庭抗礼而骨子里幽香暗通、相生相息的阵势，确实具有中国特色，相沿少说也有千年以上历史。唐代长安之平康北里正是其滥觞。唐人传奇《李娃传》中之主人公荥阳公子与京师名妓李娃的爱情故事就是明证。才子与佳人联手演绎的人间至性至情之风流韵事，许多还编成了戏曲杂剧而演遍大江南北，激动着一代代的多情文士与怀春娇娃。似乎在古代的都市建设中缺少了这样一道人文景观，就显示不出其亮丽的繁华。
古代之贡院与妓院结缘，文士与娼妓联姻，于文士可以排遣空虚，激发灵感，获得新的人生体验；于姑家则可以提高文化品位，不尽成为纯粹的销金窟、宣淫洞。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如两者或缺其一，则文士无风流之可言，妓女无风骚之可品。两者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
除旧院外，南京秦淮还有三处妓院最为有名，分别为处于贡院对面的沉香街、青溪水汇入秦淮河之处的桃叶渡及利涉桥之西的丁字帘。后者即《桃花扇传奇》中“桃根桃叶无人问，丁字帘前是断肠”之处，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艳绝伦、闻之断肠的爱情故事的演绎之地。
这一“红灯区”之内的市肆，也与其他商家店铺不同。正如《板桥杂记》中所述：“曲中市肆，精洁殊常。香囊云舄，名酒佳茶，锡糖小菜，箫管瑟琴，并皆上品。外间人买者，不惜贵价，女郎赠遗，都无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楼集句》诗中所云：‘市声春浩浩，树色晚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