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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都无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楼集句》诗中所云：‘市声春浩浩，树色晚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是也。”这些店铺大都服务于妓院与狎客，与其同欢乐、共兴衰，故其所售物品俗贱日用者不多，很难为平民百姓日常消费。
秦淮旧院在清代初年毁于兵火，待政局稍稳又一度繁荣，但已无法恢复旧时的景观。咸丰年间复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致使“江宁省城荒废，秦淮一水，无复箫鼓画船之盛”。清军收复南京后，曾国藩曾经下令“兴之，以规复升平气象。后其弟国荃继任为两江总督，下禁娼之令”。当时安徽全椒有一位薛慰农先生曾写一诗讽喻其事：“六朝金粉久荒凉，才有生机上绿杨。修到秦淮风月长，岂宜飞蝶捉鸳鸯。”据说，曾国荃见了一笑而罢，不再去扫黄“捉鸳鸯”了。又有一位镜澄和尚在旧院的故址修建了一座正觉寺，将一个于迷魂色阵中修炼“肉蒲团”的消魂处所，变为于青灯梵呗中坐习“佛蒲团”的佛门净地。
唐杜牧《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红颜薄命，谁人不知？所谓“红颜祸水”，其实是无能无行之男人的委过之辞。商女泣血所唱，又岂只是亡国恨呢！
历史与地理的动力
——阿富汗战争解读
？ 马小军
美国以国际联合反恐的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在军事学意义上已基本取得胜利。但是，对这场战争的解读似乎才刚刚开始。媒体中充斥着这场战争与国际政治、文化冲突、经济全球化、民族宗教矛盾诸关系的种种话题，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远离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远离历史与地理的伟大舞台。
在距今七千万年的新生代，地球史上发生了伟大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印度古陆经过亿万年的漂移，终以高屋建瓴之势向欧亚古陆俯冲而去。在两大古陆的叠压缝合部，隆起了兴都库什山系和巨大而高峻的喜马拉雅山系。在这两个伟大山系的接合部，即现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哈·麦金德语），造就了一片范围广大、峰峦叠嶂的山域，地理学上称之为帕米尔山结。这里山口、关隘密布，大小山路纵横交错，沟通着山系间巨大的高原和山间成片的谷地，并成为赖以沟通遥远外部世界的管道。从这里出发，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国腹地，走向东亚；向北可沿兴都库什山麓顺势进入广袤的中亚，直至丰沃的里海与河间地区；向西经伊朗高原可直取小亚细亚，到达地中海；向南出开伯尔山口，便可直下丰饶的印度河与恒河冲积平原。绵延的崇山峻岭屏阻了南来的印度洋暖风和水汽，使得这里气候普遍温寒干燥，高山植被稀少，低平之处多有荒漠；但由于纬度关系，这里的植被与气候又表现出巨大的垂直差异，山岭之间错落分布着许多草肥水美的山谷盆地，滋养着生物与人类。这就是本文故事的叙述主体——阿富汗的地理大势，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潜质一望便知。
迄今为止，帕米尔山结区域发现最早的人类文明痕迹，为距今五千到一万年不等、处于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的古文明遗址。在兴都库什山谷中距今六千年的定居村落遗址中，石器、陶器、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已经很高，禾麦培育、绵羊和山羊驯养水平也很进步，并显示出这一地区的文明一开始即与外界交流融合的特征，交融范围近及整个中亚地区，远到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内蒙古地区。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的考古发掘表明，在稍晚些的历史时期中，印度巴拉哈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这一地区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来自迁徙和商旅的历史动机，但阿富汗丰富的青金石和铜矿无疑也是重要的物质文化交通纽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考古学所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游牧人，溯阿姆河与锡尔河，穿越兴都库什山，渗入阿富汗和伊朗高原。据推断，这支人氏正是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塞人的直接祖先。塞人曾于公元前1000年广泛分布在咸海以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地区，并建立塞人国家，是现代阿富汗人的重要民族来源之一。此外，曾见之于史书的加喜特人、雅利安人、月氏人、乌孙人、粟特人、厌哒人、萨尔马提亚人等，也在这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痕迹，融合而为阿富汗的先民。几乎每一个先后活动于此的种族部落之间，都有或近或远的亲族关系，语言的融合借用就更为混淆。就人种学而言，现代阿富汗人基本上属于长头欧罗巴人种，很早即居住在南阿富汗地区，北部的塔吉克人属于短头欧罗巴人种，阿富汗东部的一些部族，则明显具有与北印度人混合的人种痕迹。现代阿富汗国语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前者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支，借用变体的阿拉伯字母书写，并兼有印度语和古伊朗语的特征，后者直接就是伊朗语的古称。史载，迟至十六世纪，大喀布尔地区突厥语、蒙古语、印度语、阿拉伯语，乃至希伯来语并用。今天，阿富汗仍是一个多语种国家。现代考古学先驱斯坦因认为，早在两千年以前，西起阿富汗、东到中国新疆的广大区域，即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华文化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前后达千年之久。1943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斯坦因曾想全面考察阿富汗地区，不料却客死喀布尔。裴文中教授在他的名作《史前文化之东西交通》中，也将勾勒出的史前东西文化交通线的西端，定在阿富汗地区。可见，由于先天的地理环境使然，帕米尔山结暨今阿富汗地区，自史前时代即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和文化交融场所，是一个种族、民族、语言、文化的大熔炉。这种十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征，也注定了这里自古以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后，这里便上演了一幕幕壮丽又更多悲怆的历史活剧。
战争与和平，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主题。战争摧毁着既往的文化遗产，却同时铸造出崭新的历史空间，历史与文明乃至人类种族的塑造，都会在接踵而来的和平时期创造、展现、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与战争的这种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基本脉动。这种脉动在一部阿富汗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波斯人居鲁士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就了东西方统一霸业的帝王，阿契美尼德帝国版图一度横跨欧亚非三大陆。但是，伟大的居鲁士大帝却在对中亚的征服中遇到了麻烦，甚至他本人也在战争中为相信是阿富汗先民的马萨革泰人所杀。此后，这一地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起义便此起彼伏，著名的贝希斯敦摩崖石刻对此铭记甚详。第一波斯帝国带给阿富汗的除了杀戮之外，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波斯语文，以及从古代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汲吮了充足营养的波斯文化与艺术。《波斯古经》中最早明白记载了阿富汗上古时期的社会景观。传说琐罗亚斯德就出生在阿富汗的巴尔赫或塞斯坦，琐罗亚斯德教崇拜象征农耕之火的光明之神，使其实际上成为了阿富汗地区绿洲农耕居民反抗波斯统治的精神号召力。
在“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财富带回希腊”（伊索克拉底语）的伟大号召之下，公元前331年，二十五岁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指挥他的希腊重装步兵和骑兵，击溃了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存世二百多年的波斯帝国灰飞烟灭。亚历山大也像居鲁士大帝一样，在中亚遇到顽强的阻截。历经血腥大战之后，希腊军队取道喀布尔，南下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马其顿帝国的幅员大大地超过了波斯帝国，梦想中的亚洲财富也尽入囊中。亚历山大在征服阿富汗地区时，修建了三座亚历山大城，其中一座在今喀布尔南五十公里处。因为“亚历山大在东伊朗需要城市，他就必须创建这类城市”（W。塔恩语），这是他实现世界帝国梦想的产物。他把欧亚非三大陆，把欧亚大陆遥远的腹地与希腊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了，给人类历史中添了无数新的族氏、地理称谓。马其顿军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宣传队与播种机，其把希腊文化艺术传输到了东方，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人种大融合。希腊军人与亚洲妇女的通婚，被称之为“法定之合，子息与共”（普鲁塔克语）。跟随着军队而来的希腊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商队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通婚，商业聚居地遂发展成为扼守商道的城市，帝国也由此控制了贯通欧亚的交通。亚历山大一生中始终致力于把所有帝国臣民的身体和思想统治于一，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帝王梦寐以求的事。为此，亚历山大可以屈尊戴波斯冠帽，穿波斯袍服，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波斯皇帝的模样，并以半希腊半波斯的盛大礼仪，于公元前328年冬迎娶波斯贵族美女罗克珊娜为妻。民族的融合在悄悄地进行，但人心的征服和思想的统一却渐行渐远。因为自文明初始，人类的本质属性就规定了人类思想的不可统一性。也恰恰因此，人类文明才获得了发展的历史动机和动力。令人悲叹的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至今仍未觉悟。公元前323年，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在印度染上的热病。他的帝国也在他撒手权柄之际，被摔得粉碎。
佛教的兴起与马其顿帝国的分裂相衔接，使得阿富汗地区历史上出现了一段佛教文化与希腊文化共生相融的时期。公元前304年，孔雀王朝以五百头大象和大量黄金为代价，从塞琉古帝国手中得到了包括阿富汗地区在内的马其顿印度领土。在现代阿富汗，至少发现了七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石柱敕铭。1958年发现于坎大哈的一通石柱，用希腊文、阿拉美亚文和希腊—伊朗混合文铭刻。石柱记述了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和对臣民的德政，反映出阿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