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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世隔绝的风火山上，天是蓝蓝的天，地是静静的地，人是清一色的男子汉，生活十分单调、枯燥、乏味。孙建民说，夏季，上山的人多了，山上还有几分生气，可是到了冬天，三四个人留守在山上，孤独寂寞就更加难以排遣，天长日久，就会心情烦燥，性情抑郁，语言功能退化，思维反应迟钝，总想放声大喊。特别是逢年过节，山外是万家团圆，欢天喜地，
山上却是孤寂一片。夜晚，他们依偎在冰冷的被窝里，伴着一根摇曳的蜡烛，只有在心中向
远方的亲人默默地祝福。
有一年春节，山上的一位同志病了，去格尔木治疗，山上只有李恒和袁海二人。夜晚他们俩相对无言，使心情更加烦闷。忽然，李恒像发了疯一样，双手攥起拳头使劲砸墙，呼喊，发泄着心中的孤独和寂寞。风火山的冬季难过，春节更难过。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春节，青藏公路上跑的汽车没有了，在夏季偶尔也能看到的牧民也进山了。1983年在清水河，刘文龙等三位同志离开兰州已经整整10个月了，本来就想家，何况又逢春节，刘文龙做了几个菜，招呼那二位来吃，但谁也没有去理会那热腾腾的饭菜，而是都侧身躺在床上，脸对着墙，一声也不吭，眼里含着泪花，只是谁也不愿表现出来，外面的风声像一台不停的发动机，永远发出一种令人生畏而又讨厌的声音。
“在风火山上工作久了，最怕的是孤独，最盼的是来人，最渴望的是家信。”孙建民说
。每当生活车到来时，大家都蜂拥而出，争抢家信，围着司机问长问短，简直就是风火山上
的盛大节日。收到家信的人兴高采烈，有的热泪涟涟，有的两手攥着家书舍不得马上看，等
回到帐篷再慢慢感受家人的爱、亲人的情。没有收到家信的就黯然神伤，心里不是滋味。可有时盼来的并不是喜悦，而是撕心裂肺的悲痛。
观测工李宗保接到盼望已久的家信，竟是母亲去世前写给他的绝笔信。信中透着一位生
命垂危的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念和临终前见不到儿子一面的巨大遗憾。看完信，李宗保心如
刀绞，悲痛万分。他痛哭着用风火山上的干草枝扎了一个世界上最简单也是最珍贵的小花圈
，来到小河旁，跪在河边，泣不成声，将花圈轻轻地放入河中，呜咽的河水带去了他对母亲的无限哀思。
建站初期，观测站有10个人，夜里住帐篷，白天在外边露天作业，每日观测3次，早上8：00，中午2：00，晚上8：00各观测一次，观测人员称之为“828”行动，41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观测人员每天光走路就达25公里，超时超劳是家常便饭。天冷时，搞实验路段冻胀观测，摆经纬仪和水平仪经常冻得连手指都伸不开，只好用拳头拨动螺丝调水平。虽说戴着手套，手却冻得红肿麻木。凸起的鼻子和耳朵被冻得红肿，却不能揉搓，弄不好触摸处就会留下终生的黑疤。
到了七、八、九月，天气虽然趋暖，但却变化无常，时而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时而大雪纷飞，时而冰雹阵阵，简直就像魔鬼的恶作剧。由于风火山海拔高，云层低，常常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滚地雷。有一年夏天，孙建民和同事正在野外观测、钻探，忽然狂风大作，乌云蔽天，一声霹雷过后，只见一个大火球自山坡上呼啸而下，从他们身旁十几米处滚过，草地焦黑一片。1972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风火山，狂呼怒吼的寒风把一座帐篷平地拔起，帐篷如同飘落的降落伞悬在空中，恰好观测站的同志都赶了回来，六个人拉着帐篷绳和固定帐篷的扒钉，甚至两腿悬空，他们硬是拼搏了3个多小时，才把帐篷重新整好。这时候，他们个个全都变成了雪人，帐篷内的火炉熄灭了，水桶也冻裂了，就连热水瓶也被冻炸了，帐篷成了寒风刺骨的冰窖。
1961年至1962年，西北科学研究院参与了国家组织的大规模地质考察，掌握了高原冻土的分布情况。为了进一步摸索、总结高原多年冻土的内在变化规律，西北科学研究院在昆仑山至唐古拉山550公里多年冻土地区，设立了以风火山为重点的9个观测场，对高原冻土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长期、系统、多方位的科学观测。
每次科学观测，观测站的同志都要身负20多公斤重的观测仪器和防身武器，往返于几百公里的观测场。冬天观测，他要在冰冷的雪地里，一个点一个点地读取、记录观测数据，一千多个点观测下来，浑身僵冷。为确保抄录数据准确无误，观测人员不顾天寒地冻，坚持不戴手套，好几位同志的手指被严重冻伤。大雪过后，灿烂的阳光映着积雪，刺得眼睛针扎似地疼，当时他们没有防护眼镜，有的还得了雪盲。夏天观测，他们经常一身土一身泥，每天观测下来，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但他们四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一丝不苟。
风火山观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周怀珍，在风火山上一干就是22年，直到退休才下山。有一年冬天，寒锁高原，大雪封山，沟壑难辨，周怀珍在返回途中掉进了雪坑。他急忙拧腰蹬腿试图挣扎出来，可越是挣扎，越是下陷，雪已埋到了他的胸部。
情急之下，周怀珍脱下手套，用双手刨雪，才将自己解救出来，但两手的手指终身残疾。张发权被誉为“风火山上的铁人”，从1961年起他就从事高原多年冻土的钻探工作，1974年担任钻机组组长，一直带领机组的同志转战风火山、清水河和昆仑山之间，担负着科研钻探工作。有一年冬天大雪过后，钻机组要大搬迁，在严重缺氧，徒步行走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和机组的同志们还要人抬肩扛，把两吨多重的钻机搬运到另一个山坡上。上坡时，前面的人只有跪着、趴着往前挪，后面的人顶着杠子一寸一寸地往前推；下坡时，由于雪地踩后变得泥泞，经常滑倒，个个变成了泥人。他们硬是打破了高寒地区冬季不能施工的常规，将上千个钻孔和成批的岩芯展现在科研工作者面前。
张子安是第二任观测站长，他有一条铁纪律说：“观测工作必须定点定时，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坚持观测。”1985年4月，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风火山，大雪把门严严封住，人出不去。为了保证按时观测，他带领观测人员抱着仪器从窗户里滚了出去，坚持科学观测。
遇到节日，藏族同胞有时会给观测站送些羊肉。虽然山上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却舍不得把羊肉吃掉，而是冻起来留着，那时候，打击投机倒把，很多东西不能外运。观测人员
人就动起了脑筋，先是把羊肉放在车厢最下面，上面压上行李及其他东西，然后早早出发，
到都兰县后住下，等到夜里三点又继续赶路，早上5点，检查人员还在睡梦里时，他们的车
就已过了检查站，想着常年不在家中，能让家里的老婆孩子美美地改善一下生活，表达自己的歉疚时，他们心里的高兴劲不亚于搞出了一项科研成果。
在巍巍的风火山上，埋葬着“魂系风火山的好干部”王占吉的忠骨。20多年来，只要
一提起王占吉的名字，西北院的科技工作者就无不感叹：“他是为青藏铁路科研事业累死的
！”王占吉在担任冻土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期间，每年总是第一批押车上山，最后一个下山。
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季，为了保证山上同志们的给养，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2000多公里，从兰州运粮、运菜。在担任副院长期间，正值十年动乱，他顶着政治压力，处处关心、爱护科技人员。
1967年，正值红卫兵大串联，风火山上留守着黄小铭等4名观测人员，此时的山上已经
有4个月没有补给了，菜没有，只剩下少量的面，水是融化地面上的积雪得到的，每个人的
身体和心理已经到了极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兰州的王占吉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焦急，
不顾造反派对自己的威胁诽谤，立即命令兰州派补给车上山，抢救了四条垂危的生命。
在修试验路基时，王占吉带领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身先士卒，
炸石头、点雷管等危险的工作都是他亲自干。在“文革”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和保
护了风火山建站7年来完整的第一批资料数据，对风火山观测站的恢复、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0年，王占吉因患胰腺癌逝世。他在临终前，对前来看望的院领导说：“我活着没能
看到青藏铁路修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死后，请将我的骨灰埋在风火山上，我要看
着列车从我脚下通过。”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他的终生遗憾过早地走了……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被安放在他曾长期奋战的青藏高原风火山巅，日夜陪伴着在冰
天雪地里坚持冻土观测工作的同志们，另一半骨灰安葬在兰州。
王占吉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创造的“风火山精神”，激励了一代代风火山观测工作者。当有人认为青藏铁路建设遥遥无期而对观测工作产生动摇时，带班的同志总会指着风火山顶王老的墓地说，“我们不坚持下去，谁来告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王占吉的英雄事迹是风火山观测站的一盏明灯，激励着观测站科研人员前赴后继。
2001年，青藏铁路即将开工的消息传来，王占吉的儿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