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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剖！＊ァ �
冻胀草丘。形成过程与冻胀丘相似，只是草根密集处地下水的聚集也较多，因此冻涨效应最明显的就展现为拱起的草丘。
冰锥。地下水位较浅且较丰富的地段，冬季自地表而下快速冻结，使下层地下水压力增大，冲破上覆土层溢出地表，溢水边流边冻，并沿原地下水流路延伸，这样就形成了锥形的冰体。冰锥的形状、大小变化很大，有的直径仅有2至3米，有的可以延伸几十米乃至数百米。
冻拔。冬天，当土冻结时，嵌在土中的石块随着土的冻胀而上升，石块升高后下面的空隙为土所填充，次年融化季节到来时，土向下融沉，而石块却没有了下沉空间。年复一年，石块就会逐渐拔高以至脱离地表倾倒。此种现象常会对桥桩产生危害。
热融冲沟。初夏冻土层中的地下冰融化成水，因下层冻土尚未融化，水无法下渗，侧向流动，使地表出现短而深的沟壑。也有的情况可能是斜坡上已经存在了降水作用形成的冲沟，冻土融陷时逐渐将土壤带走形成大的冲沟。
石环。石块和土的导热性能不同，冻结速度也各不一样。碎石导热率大，会先冻结，水就会向石块附近迁移并在其附近形成冰，水结冰后体积膨胀，使碎石产生移动，被排挤到周边，呈多边形或近圆形，好像有人有意识地将石头围成圈。石环常见于离河滩不远的平地或河流出山口。
斑土。形成机制和过程与石环十分近似，地表呈现出岩块、岩屑遍布，泥土呈斑状嵌在碎石之间，格外引人注目。
青藏高原纷繁芜杂的冻土环境，成为制约青藏铁路建设的瓶颈。1956年至1961年，青藏铁路“上马”又“下马”。当年的青藏铁路设计总工程师庄心丹认为：青藏铁路格拉段的“下马”并非就是坏事一桩。他说，当时我们对在高原多年冻土地区修建铁路的困难程度重视不够，可以说连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唯一的依靠是苏联专家带来的西伯利亚铁路的冻土资料。其实，西伯利亚铁路的冻土只与我国黑龙江省的冻土相似，与青藏铁路的冻土有很大不同。如果当年真的照搬苏联的冻土技术去修青藏铁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勉强建成，也难以保证运输畅通。
1974年初，青藏铁路再次上马，但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复杂的冻土问题。1977年11月28日，铁道兵党委、铁道部党组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修建昆明至拉萨铁路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我们缺乏在多年冻土上筑路的经验，科学技术上不少问题尚未解决，修通后正式运营也会有许多困难。1978年8月，青藏铁路又被叫停。
由于冻土挡道，在1981年至1994年的13年间，各方面人士在进藏铁路线路方案上争论不休。冻土问题不解决，青藏铁路就只能是停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永远的梦。
第三章 青藏铁路——冻土铁路工程的博物馆二 孤独的冻土守望者
1961年，为了攻克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筑路技术难关，中国惟一的青藏高原冻土观测站在海拔4900多米的风火山诞生。几代科技工作者与高原冻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铸就了“以苦为荣，勇于创新，孜孜以求，献身科学”的“风火山精神”。
2002年9月，我到风火山观测站采访，希望能够重觅40多年来观测站工作人员昨天的足迹。
在观测站，我见到了正在工作的科研人员孙建民，他面容清癯，头发稀落，黝黑的脸膛棱角突出，两片厚厚的眼镜片将他的眼睛折射得小而深邃。
“我在风火山观测站工作了26个年头，这里自然环境很艰苦，但我已经习惯了和冻土打交道，和风火山也有了感情。”今年47岁的孙建民一边蹲在风火山观测点测量地温，一边和我们交谈。一只可爱的小狗在他的身旁蹦来跳去。
“这只狗是我最好的伙伴，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它都没有离开我一步，陪我度
过了很多寂寞的时光，和我一起陪伴着这里的冻土。”孙建民站起身，带着我们走进风火山观测站的室内，小狗飞快地向门内跑去。
“我们中铁西北科学院在风火山坚持冻土观测研究已经41年了，主要是为攻克高原冻土难题提供参考数据。我们在这里开展了气象观测、太阳辐射比观测、地中热流观察等科研项目，41年来，我们一共记录了1200万个数据，每一项观测内容、每一个基础数据，都直接关连者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关连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成败。”孙建民介绍说。
在新建的观测站内，放着一人多高的资料，孙建民搬出厚厚一沓发黄的照片，这些照片纪录了风火山观测人员的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一边翻看照片，一边讲述风火山观测站历经的风雨……
1961年，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建立。当年4月，观测站的第一代创业者王建国、李建才、周怀珍等同志，从兰州乘苏制卡车，沿着似路非路的路，过草原、跨戈壁、翻山越岭。历经了四天三夜的颠簸，饱尝了头痛、头晕、呕吐、鼻嘴出血等高山反应的苦头，来到了这一“生命禁区”。
风火山属可可西里山脉，西邻昆仑山，在格尔木以南300多公里。这里渺无人烟，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年冰冻期长达七八个月，最低温度到零下43度；空气稀薄，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60％，人在这里慢步行走，相当于在内地扛着两袋面走路；这里生活条件的艰苦，常人难以想像。
第一次登上风火山，谁都要经受高原反应的痛苦。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痛头晕，心悸发慌，胸闷气短。有的鼻子出血，脸色发紫，有的心中倒海翻江，呕吐不止，就是徒步行走，两腿也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
度过高原反应期后，迎候他们的便是无穷无尽、极为严酷的生存考验。这里没有春夏秋冬，有的只是被延长了的冬天。在寒冷的冬季，到了夜晚奇冷无比，单层帐篷里生着火炉还浑身僵冷，实在捱不过，只好两人挤在一起相互取暖驱寒。夜里气压更低，缺氧性头痛使他们彻夜难眠；仰面睡觉，呼吸困难，容易发生缺氧性休克，只能侧着身子睡觉。早晨起来，被子上覆盖了一层白霜，被子因呼吸结成了硬邦邦的冰，靴子要用铁棍敲打才能把脚伸进去。
观测人员经受着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磨难。山上的生活物资大多要从1200多公里外的兰州运送，但由于路途遥远，新鲜蔬菜即使运到风火山上，已是一半枯黄，一半变烂，有时甚至供应不上，缺吃缺柴的事经常发生。吃水也要到300多公里远的格尔木去拉，水贵如油，饮水每人每次只分半茶缸子，寒冷季节无法洗衣，只能将脏衣轮换着穿，在山上根本就没洗过澡。
每年10月至来年5月，是风火山上最难熬的日子。特别是遇到大雪封山、交通断道、物资供应不上时，山上的同志就要忍受缺水、少粮、没菜、断煤的生活煎熬。没有水，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沟里砸来冰块，可化开后却是半锅泥浆夹杂着枯草，他们每天就喝着浑浊的苦水。水烧到70多度就开，馒头蒸不熟，饭是夹生饭，面条一煮就成了糊糊。长年吃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很多人都落下胃病。一年四季他们都吃不到新鲜蔬菜，只有干萝卜条，萝卜吃完了，物资接应不上时，就把扔掉的葱皮、莱叶捡回来做菜吃。葱皮、菜叶没了，他们就在饭里拌点盐下饭，有的在喝完的茶叶羹上撒点盐当菜吃。煤烧完了，就拾来牛粪当煤烧。深冬时节，忍饥挨饿是常事。储备粮吃完了，他们就冒雪到青藏公路道班去借，或用东西向藏民换糌粑充饥，实在不行，就到山上打野兔吃。
面对千难万险，大家总是相互鼓励，互相帮助，处处体现着同志情、兄弟爱。这里没有人烟，他们常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缺医少药，经常面临生命的威胁。1985年9月，青藏高原发生了罕见的大雪灾。在风火山及清水河工地的几名同志的生命受至严重威胁，时任格尔木研究站站长的赵坤印接到命令后，抱病与卢建军一起连夜向山上运送粮食和急救物品，使山上的同志转危为安。观测工王建国感冒发烧，李建才奔赴40公里外的煤矿买来
4瓶罐头。观测工王庆安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吐血不止，生命十分危险。同志们马上将他送到
格尔木部队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
由于一些同志是初涉“生命禁区”，缺乏抵御大自然灾害的经验，有的人头发脱落，指甲凹陷，嘴唇乌黑，身上发肿，特别是在山上患了感冒，随时都有被“缺氧杀手”夺去生命的危险。1976年刚从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宋湘云，为了山上同志的身体健康，主动要求上风火山。可三年下来，她一头乌黑的秀发变得稀稀落落。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死考验！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磨砺！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锤炼！为了早日实现修建青藏铁路的理想，他们没有丝毫的动摇、怯懦和退却，而是意志更坚，斗志更勇！
奉献就是人生的价值，奉献就是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第一代创业者工程师刘铁良，兰州大学气象专业毕业后，1963年上了风火山，因当时交通不便，仅在路上他就走了八天八夜。他虽然身体瘦弱，但在山上一干就是20年。
风火山的科研工作，无论哪一项都浩繁复杂、细致入微，其及时性、准确性、连续性要求极高，这就决定了西北院的科技人员必须每时每刻坚守风火山。时间久了，人最难熬的就是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和寂寞。而他们连收音机都没有，只能听到马蹄小闹钟轻轻的“滴答”声，这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