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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
在战争期间，这位皇帝也曾经对外部世界产生过暂时的兴趣。他甚至不耻下问大臣们，那个英国为什么弄了个女人做国王？西洋的枪炮为什么那么厉害？然而战争一结束，皇帝就立刻把这段不快的经历忘到脑后，回复到战前那种浑浑噩噩之中。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大臣们进呈了战争中洋人用过的洋枪，精通火器的皇帝亲自试用，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然而面对大臣们的仿造建议，他表示反对，说：“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
事实再次证明，丧失了“实行”精神，再怎么样弘扬“武功”、“骑射”这些形式上的民族传统也无济于事。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武一时的皇帝已经完全阿Q化了，史载他“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八
虽然如此丢人现眼，嘉庆和道光两代帝王毕竟还能竭尽全力，维持了“勤政”、“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的门面。如果不遇到千古非常之变，他们完全可以以“中主”的评价列入历代皇帝榜。
爱新觉罗末世子孙的退化则更让人人心惊。
道光帝的继承人咸丰因坠马受伤，成了瘸子。他是历代满族皇帝中唯一一个身体有残疾者。据说，身体素质差，是他成功角逐皇位的原因之一。
在道光晚年的一次围猎中，武艺超群的六皇子奕訢获得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奕訢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訢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六皇子，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建议，以不忍射伤正在孕育期的鸟兽为自己辩解。不料道光因此觉得奕訢天性仁慈，符合汉族圣人所说的继承人的标准，从此对奕訢另眼相看。精明强干的奕訢的落选，加剧了清王朝覆灭的进程。
在咸丰之后，满族皇帝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武功”了。同治皇帝耽于寻花问柳，即使不是死于天花，看来也将以一个荒淫皇帝的名声载入史册。他的堂弟光绪皇帝则身体极差，不但年纪轻轻即长年耳鸣，而且一听到锣声就要遗精。
小皇帝溥仪一度曾很热心一种祖传的体育项目：玩骆驼。祖先们玩骆驼是为健身，是从站着的骆驼背上跳过去，小皇帝却是用树枝草棍戳戳骆驼的鼻孔，瞧着骆驼打喷嚏而已。
至于在清宫中彻底废除满语，则是发生在从江南长大，一个满文不识的慈禧主政时期。因为看着那些弯弯曲曲蚯蚓样的文字莫名其妙，她下令以后大臣的奏折，可以只书汉文，不写满语。至此，“满语”这个语言植物人才算寿终正寝，满族的所有的重要传统，也算是荡然无存了。
九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随着皇帝们意志的崩溃，整个满民族也陷入了金代晚期那样的腐化之中。
清代的普通满族人都是职业军人。国家规定，他们除了“骑射为业”外，不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作为征服者，国家用优厚的饷银来作为对他们的报答。普通八旗兵“马甲兵”一年可以领饷银43两，米23升，还有住房和马匹这样的福利，以乾隆年间生活水平算，一个马甲兵可以养活一家八口。
长时间的承平导致的无所事事，不可避免地败坏了他们的性格。由于王朝末期纲纪废弛，他们根本不进行军事训练，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享受。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晚清时期，漫长的悠闲生活已经融化了满族人身上最后一点风霜，他们悠然地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这些粗犷的关外汉子的后代，却把中原文化的精致、文雅与悠闲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旗兵的儿子老舍说，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中举的一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满族人气质的变化。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又马上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清代晚期，北京城已经成为了八旗子弟的巨型游乐场了。他们在汉文化的沃土上培育出来更加精巧、雅致、适度、温和、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旗人们喝茶、放风筝、揉胡桃、放鹰、遛狗、喂鸽子、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看戏、煨人参、养鸟、下棋、浇花、斗促织、生儿子、睡大觉……
《剑桥中国晚清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中这些在“旗人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满族人打起仗来怎么样变得比汉人还要不着调。书中说，在战争中，皇帝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
“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1842年3 月10日凌晨3 至5 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这些的进攻会导致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在鸦片战争中，从武勇到优雅的转变导致满族人终于蒙受耻辱。这种耻辱不是由于战斗的失败，而是由于精神的失败。
十
天道无亲，每一份额外的所得最后都得以某种方式加倍偿还。一个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民族失掉政权当然是理所当然的。辛亥革命后，旗人按月领取钱粮的制度取消了，这些过去养尊处优的特权阶层身无长技，生活无着，多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阶层。可是，他们长期培养起来的生活习惯却不能改变。于是，在漫长的悠闲生活中形成的那些欲望、习惯和品味现在就成了折磨他们、使他们的贫困现状变得更难以忍受的伤口。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地混着日子，靠回味过去在饭馆里享受过的美味来度过饥寒交迫的日子。梁实秋在谈到馋时，举了一个旗人的例子：“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偎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温桲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温桲、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温桲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替）。这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
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
光荣的历史与耻辱的现状的强烈对比让人不能不心生感慨。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曾经用极其尖酸的笔法描写一个在茶馆里吃烧饼的没落旗人，“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颗芝麻掉桌缝子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一个曾经那么精明、坚强、进取的民族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堕落在汉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地下有知，是不是要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呢？
责编 洪清波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四） 长 江
长 江：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写作，作品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