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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8月29日，一个半世纪前，一艘英国舰船，船的名字叫“康沃利斯”号，在中国江宁的江面上，强迫大清政府和大不列颠签下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占领了香港，得到赔款2100万两白银。
1997年7月1日，十年前，同样是一艘英国舰船，船的名字叫“不列颠尼亚”号，在中国南海的海面上，载着英国王储、末代港督彭定康及其家人，于零点47分驶出了维多利亚港，离开香港，结束了英国人对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自此，香港社会单纯了，不过“单纯”了以后，由谁来当家做主？
这个问题的提出，如果在学术平台上肯定多此一举，答案当然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对香港拥有着主权的国家。然而，香港如期回归，凭借的是邓小平先生“一国两制”的宏伟设想，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依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中国人起码给自己出了一个现实或者说操作领域的难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八个字写进《基本法》很容易，但是落实到“治”上，怎么治？什么力量能够构成对这个社会的控制与制衡，更重要的，如何保持香港这个有着复杂历史背景和特殊价值观念的社会今天的平稳与平静，明天的发展与不断繁荣？
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60万；2006年，700万。
这个时候，谁做中国的国家主席，谁都不能不为香港多操一份心，谁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位置上坐着，谁这个“特首”的日子注定都不会太好过
巴士司机要“罢工”？
2006年6月18日，香港很多公司员工下班，大家都比平时多了一句相互的叮咛：“记着，明天早上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我先生傍晚回家，我正在做饭，他放下提包也冲着厨房对我大喊：“哎，听到了没有？明天有采访吗？要是有，记着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路上车少，就是有，没准儿也会开得像蜗牛！”
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嘴上虽然答应着“听到了”，心里却在怀疑这次是不是又是“狼来了”。罢工，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前一段日子，香港巴士司机抱怨工资太低，这种抗议也不是忽悠了一天两天，但是吵着吵着，怎么还真的就能动起“真格的”？真的要闹得全城交通大瘫痪？
然而事情由不得我不信，第二天上午10点到12点，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属下的四个巴士分会，6000多名巴士司机果然开始了他们的罢工，这种“罢工”用组织者的话来说不叫“罢工”，而是“按章工作”。“按章工作”什么意思？就是名副其实的“消极怠工”：所有公车并不停驶，只是故意缓行，采取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溜边儿”（全程靠左行）；第二，“入站先至上、落车”（真正到了站台才开始让乘客上、下车）；第三，“不爬头”（不超车）。由于方案在头一天就被香港“家喻户晓”，市民用了一夜的时间来消化，已经能够理解巴士司机的“按章工作”并不是诚心要和市民过不去，抗议中人家并没有忘了“仁义”，“慢驶缓行”为的就是不让老百姓没车坐。当然，如果这种温和的“斗争”形式换不来资方的加薪方案，巴士工会则另有预案，以后的行动就要升级，最后不排除有可能真的做到“全日大罢驶”。
6月19日，香港公共汽车在条条大马路上慢吞吞地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长龙，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我无从判断。工会提出：２００６年香港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可是巴士司机的收入却没有得到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正在下降；巴士公司也似有苦衷，声称：尽管2006年香港经济形势的确出现了“市面好景”，但是油价高升、隧道加费，这些都导致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不降反升，给司机加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劳资双方针尖对麦芒儿，谁也不让谁，罢工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回合的马拉松谈判。
不过，一场看上去已经剑拔弩张的劳资大战，折腾了不到一天，突然偃旗息鼓，峰回路转。一触即发的巴士工潮，在政府的介入以及社会多方的斡旋下，不足十小时就迅速得到解决四个巴士工会就加薪问题与资方达成了协议，近两万名员工最终都分别获得了加薪1。4％和1。8％的胜利，这点百分比虽然数目不大，但是资方毕竟已经开始低头，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妥协的态度。这样，双方在初步结果诞生之后就都表现出暂时的不再较劲，都表白不希望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更不愿意制造交通问题，让外界对香港产生动荡的感觉。
来到香港近三年，说老实话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社会真正的集体大“罢工”，因此，此番香港虎头蛇尾，让人有些“失望”。不过，为了让我一个人“大饱眼福”，如果用香港全城交通大瘫痪的结果来交换，我也百分之百地于心不忍，只是通过这件事我悄悄地看到了一种力量香港社会下层劳工的能量。接着一个问题慢慢地在脑海里浮现，这就是：香港这个社会到底由谁来“当家做主”？政府？市民？如果真正“当家做主”的是政府，那么三年来我在香港看到的普通老百姓战胜政府行为的事例已可谓不少；但是如果是市民，那么香港的普罗大众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政府真的万事都会以市民的诉求为依归？香港的法律制衡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到底是怎样运作与体现的？
问题越往下延伸，滋味儿越浓，但结果也跟着越复杂、越分散……
“公屋婆婆玩残政府”？
2004年年底，那时候我刚到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常驻不久，听着社会到处都在议论“领汇事件”，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不过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也构不成什么重大的新闻。可是2005年1月，最新的一期《亚洲周刊》出来，我翻开一看，有篇文章题目异常刺眼《司法狙击与政治角力》，文中刊登了一幅老婆婆的照片，照片说明：“公屋婆婆玩残政府”，老婆婆一边用牙签随意剔着牙，一边带着满脸的自负，刚刚打下了胜仗一般。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集中，马上回头询问身边正在场的其他记者：嗳，你们谁知道“领汇事件”？“公屋婆婆”有什么背景？怎么就能够“玩残”了政府？
没人回答，因为当时我身边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刚从内地来到香港，大家对“领汇事件”谁都摸不着头脑，就是读了文章，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不可思议于事件的实质。
这件事情的“实质”是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市民，一对一地成了对立的双方，一个普通市民怎么竟敢公开和政府叫板？这不是做梦或者吃错了什么药？
细看文章，接着立刻找到了我们大厦的物业管理员，人家是当地人，或许知道“领汇事件”的背景，果然一打听还真清楚了，原来香港的“领汇事件”是政府和受政府援助的社会弱视群体之间发生的一场官司：2004年香港房屋委员会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财政困难，决定把辖下公共屋邨的100间商场以及停车场化公有为私有，以“领汇基金”（The link）的名义上市，如果事成，香港房屋委员会预计可以从中获得210亿的港元收入，这样对缓解政府的财政紧张不失为一条简单的出路。然而就是这项“政府行为”，已经筹备得八九不离十了，谁知道一位老婆婆，长年租住政府的廉价公屋，每个月还会向政府领取3000多块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简称“综援”），就是她，反对政府的做法，不愿意让“领汇基金”上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毅然决然就此事向香港法院申请了“司法复核”。结果她老人家的冲天壮举不仅没有遭到周围人的一哄嘲笑，而且初战告捷，最后真的使“领汇基金”第一轮上市遇到难产，从而导致了香港房屋委员会1。3亿的上市开支以及已经付给了包销商的3亿多元港币全部付之东流
“领汇事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草根阶层的厉害，那时候我已经要得出“谁在香港当家做主”的结论了，但是这个“结论”论据还嫌单一，同样的“论据”以后还会不会有？有，没过多久，香港就闹出了“销售税”风波，这场风波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开始的“动静”也是市民纷纷向政府“抗议”，抗议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让政府“举棋不定”，接着政府就不得不“投降”，最后干脆声明暂时放弃此方案咨询
2006年7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谨慎地向市民公布了一份《有关建议改革香港现行税制》的咨询文件，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解释说：“香港现有的税基非常狭窄，过去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有限的税种及非税项收入来应付公共开支，这些收入会因我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转变而大幅波动，同时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订长远计划和做出投资决定的能力，因此为了确保香港社会经济的长远繁荣，其中考虑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谁知道，唐英年的话音未落，香港社会立刻就炸开了锅。市民坚决反对征税的呼声铺天盖地。这当中没有人冷静地考虑香港政府之所以提出征税，其合理性在哪里，对香港社会的长期经济繁荣有没有前瞻性的责任感，只是一提“征税”，大家就受不了，就怒火万丈：好家伙，你财政司司长，财神爷，胆子也太大了！多少年来香港一直都是保持着“低税制”的优惠制度，老百姓几十年“受益其中”也“乐在其中”；而同时，香港的“购物天堂”这块招牌每年都会吸引来很多的外埠客人到香港来消费，外来买家如果听说我们这里也要开始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