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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律师的资质不同，代理辩护的要价、收费也不同。我不清楚本案的被告所请的“大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只是听朋友讲这位“大状”看得出还很有水平，不过这位“大状”每次约见被告“谈话”，收费可是不菲，一小时高达6000港币（他的助手一小时3500），而且每次双方“谈话”，一小时的时间哪里打得住？一次开庭的代理费是18000，即使这一次“庭”只开了一个头，“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又一笔费用也是半分都不能少
由于反复考虑名声以及财产更大数目的损失等等利弊，“被告”以及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法官的建议等待下次开庭。接着所有人就都由助手律师领着移步到一号法庭，在这里我又领略了另一番香港法庭的景象
简单地说，一号法庭比二号的更大，和外国电影里的样子更像，但是这里的气氛非常“混乱”（这样形容如果不敬，我可以换成“忙乱”），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被带进了法庭，悄悄地在旁听席上坐下，上一个案子还没有审完，身旁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法庭之上，好几种声音像排球场上的一传手和二传，此起彼伏，令人的耳朵没有一点空闲。原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涉嫌犯罪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国籍，我们进来之前，法官（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大爷）正在审理一宗马来西亚女人的盗窃案，《起诉书》用英语进行，翻译把英语先翻成广东话，再由广东话翻译把原文翻译成马来语，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同声翻译，没有间断。
好不容易，马来西亚的女案犯被法警带出了法庭，我们以为下面该轮到我们了，谁知道另一个外国人其实还排在我们的前面，于是不同的语言又开始一传二、二传三，同声翻译，此起彼伏；等到这个人也当堂认罪了，再一位男人还排在我们前头，这位香港中年男子被诉与一位16岁的女孩在？菖时？菖地发生了性关系，《起诉书》被法庭的一位年轻女子宣读得磕磕绊绊，声音又很小，我还是听不清。此时，我真是由衷地佩服香港的法官，一年365天，每年多少天得坐在这个永远的是非之地，不仅眼观六路，而且还要耳听八方，精神在如此纷乱的场合下怎么能够高度集中？
当然急也没用，不知道又过了多长的时间，法庭终于叫到我的朋友的名字了，律师立刻回头大喊“被告、被告”！可是此时，偏偏我的朋友正好离开了旁听席，出去打电话，通知她的姐姐庭不开了，下午不要再往这里赶，于是又有人立刻出去把慌慌张张的“被告”从外面拉了回来，同时法庭中央，各方代理人已经在不停地“哗啦、哗啦”地收拾纸张，一片钉书器的声音“咔咔、咔咔”四下放射，书记员也已经在办理着上一个案子的相关法律文书。整个法庭各干各的，人人都在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很有效率，谁对谁都仿佛构不成干扰……
哦，香港的法庭。
市场？门诊部？我的脑袋里当时就是这两种联想。
“赌马”和慈善连在一起？
赌马是香港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在我的印象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不变”最形象的标志就是邓小平先生曾经对香港人许下的那句诺言：“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然，赌马是一种赌博。赌博总是不好。“不好”的东西香港人为什么还不肯丢弃？还那么贪恋不舍？难道“赌马”也像鸦片，一旦吸上了就戒不掉？
当时关于“赌马”，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能够提出来的疑问也就这么一点点。
然而到了香港，首先我听说香港的很多老人今天就是为了“马”而活着的，很多类似的“笑话”比较突出的有一则：一位老人，临终前给家人留下的最后几句话，不是明确他死后财产应该如何在儿孙们之间进行分配，不是叮嘱一家人今后应该怎样和睦相处，而是不住地吩咐儿女下一场赌马，一定要替他押上哪一匹、哪一位骑手……
老人的“笑话”，夸张的地方肯定有，但是“赌马”在香港人的生活里真的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非虚言2006年2月，我在香港文学城网站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报道：《香港著名演员兼马评人骠叔，看完赛马咽最后一口气》，心里想：啊？老人的“笑话”还真的有了现实的版本？接着翻开当天的报纸，看到香港的报纸几乎每一家都登有这条新闻：“著名演员兼马评人董骠昨晚（2∶22）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主持赛马节目40年的骠叔一生与马结下不解缘。昨晚骠叔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坚持看完了昨晚的最后一场赛马，呼出最后一口气跟家人、朋友及马匹永别！”
“骠叔”的仙逝，让香港很多人都垂泪痛惜。他最后弥留之际还在看电视直播，这确有其事，不过家人那是为了刺激他的生存意志，希望草地上飞奔的马匹能够拉住老人最后的生命。因为“骠叔”一旦“走”了，亲人家属舍不得，成千上万的马迷也舍不得。那么这位“骠叔”何德何能值得人们对他如此敬仰、如此挽留？作为一个“评马人”，后来我知道董骠从小就成长在一个练马世家，年轻时他本人也曾经是一位职业骑师。当了“马评人”以后，“骠叔”最“难能可贵”就是他不畏强暴、不受利诱、敢言善言、正直公平，经常因为不满意某位骑师的“表现”，批评时“青筋暴现”、“指指点点”，痛批马圈中的“害群之马”，因此是香港马迷们心目中一个相当有良心的“仲裁人”。
直到“骠叔”过生（去世），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的马场原来是一角完全被我忽视了的世界。马场上有是有非，有正义和阴谋，有卑鄙小人也有英雄好汉。而我第一次赌马，记得那是在2004年“十一”，香港赛马会邀请我们刚到香港驻站的全体记者都来参加“国庆杯”的跑马比赛，并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给予报道。我当时心里颤颤的，首次被人拉着去做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一样，别说马场上的规矩咱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投注、赔率、赛果、派彩，独赢、连赢、位置、三重彩，一连串儿的名堂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更关键的，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跑去玩儿“赌马”，即使在香港，这，能行吗？
现在想想当初我的态度不知道有多么愚傻，好几个同行当时就看透了我的恐惧，都送来嘲笑：真是的，老土！“跑马”在香港不是一种赌博，没人这么认为。它是一种娱乐，一个事业，这个你都不懂？“香港赛马会”如果摆到桌面上来，那可不是某位大佬玩主所开的黑色买卖，专门诱惑着贫苦百姓去开心、上瘾、扔钱、借贷，甚至赌到倾家荡产然后再去跳楼自杀，它是政府最大的一个单一纳税机构，也是截至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
赌博和慈善，这能连在一起吗？
香港人可以想得通用干“坏事”赚来的钱去展示“仁爱”的君子胸怀？
我弄不懂，一个人和整个世界都仿佛对立了起来。
但是不管我当初的认识有多么的幼稚，香港人历来不认为“赌马”是一件“坏事”，香港的马场和澳门的赌场本不是一回事。
如果追寻历史，香港人称“赌马”为“运动”，这项“运动”最早开始于1841年，英国人可以说一百多年前把大炮运到了香港，同时也就把马匹运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港岛的“跑马地”还是一片沼泽地，英国人把它收拾了收拾就变成了第一个跑马场。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1971年由业余组织转为职业赛马机构；1978年，第二座马场又在沙田启用。一百多年来香港的跑马、赛马、赌马对香港人来说一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马会”持有的在香港独家经营赛马业务的牌照，同时可以营办“六合彩”奖券、经营规范化的“足球博彩”，其所获盈利80％要回报马迷；14％交给政府；剩下的6％，才是“马会”自己的日常运转资金，这当中还要拿出2％来用于慈善开支，而香港每一场赌马投注额至少在8000万港币，新年等重要赛事的专场投注额还会过亿。2005到2006年年度，香港赛马会总共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合计为124。5亿港元，约占政府总税收的8。6％，而在过去的10年里，香港赛马会曾经向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长者、病患以及伤残人士提供的捐款已经超过了100亿。香港大学最早和内地交换学生“异地就读”，内地学生所享受的“政府补贴”，一年几十万，也都是来自香港赛马会的“利润”。
是吗？
有一次正赶上星期三，跑马地马场正在照例举办比赛（每周三、日晚都要举办，除去7、8月停赛），采访回来我坐在出租车上，一个“愣头青”小伙子把车开得飞快，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另一只手还有工夫把手机按得吱吱乱响。开始我不大相信他那里正在是“投注”，一个司机在路上开车，忙里偷闲也能“赌马”？这样做别说不够敬业，乘客和他自己还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遇到了一个红灯，小伙子又拿起了报纸，报纸上当然有关于当天这场赛事的马匹、骑手等等信息，上面已经用圆珠笔匆忙划出来了一些圈圈和道道我的上帝啊：“他还真是在一边开车一边赌马？”小伙子看出我在担心，一副好脾气地说：“啊，怎么啦？不用担心，我技术没问题，保证您的安全。”说着话，前面的一条路他该拐弯就没拐，我熟门熟路，知道他出了错，就说：“你看，还说安全呢，这不精力就不够集中？”“愣头青”也发现自己搞错了，有点不好意思，嘿嘿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