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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生实在，我随后的提问也更具体。
田先生打了个愣儿，这个问题显然让老人有些“为难”。
事实上我知道田先生此生有9个儿女，9个儿女都早已成家，祖孙三代、四代，一家人如果真的要聚在一块，几十口之众并不夸张，那样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想想看，别说坐，所有人连站都站不下。
老人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儿女情长的“难堪”，也流露出一点点无奈的歉意。然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解释：“那就要看什么事轻，什么事重了。”
面对父亲后半生全身心地捐助社会，田家炳9个儿女，最难能可贵的，没有一个起来反对，没有一个敢和父亲红脸。孩子们都知道，父亲心里有一个谁也动摇不了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人兜里有了钱，10个亿是个数，由10个亿变成了100个亿，也只不过是在尾巴处多加上了一个零，自己能吃多少、能睡多宽？如果一家独乐变成了让社会众乐，那我的事业不是还在扩大，不是还是我的事业？”田家炳对什么是“事业”这个概念有自己独特而“固执”的眼光。
假使不是为了节省笔墨，田先生一生种种的“壮举”我能写出一本书。
1919年，田家炳出生在广东大埔的一个客家世裔。1935年父亲不幸去世，他不得不辍学从商，从此肩负起了持家的重担。1937年，不满18的田先生远赴越南开始推销家乡的瓷土，事业有成；后来又去印尼开办了橡胶企业，还是大获成功。然而1958年，他忽然舍弃了在印尼已经很殷实的生活，举家迁港，在屯门海边第一个“填海造厂”，创办了“田氏化工公司”，然后又一路艰苦创业，很快就成为香港当时名声显赫的“人造革大王”。那么田先生当初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才让自己的人生来了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大转弯”？老人告诉我：“第一，印尼当时的排华情绪很严重，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态不放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孩子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但是他们远离中国，从此不懂得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个生意人唯利是图，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赚钱，这不是天经地义？文化是什么？相比生意有什么重要？
“一个父亲、一本书”，田先生的回答再简单不过。这两个原因让他不能只顾赚钱，还要顾及永远也不可忘怀的祖国和祖国的传统文化。
“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指的是田先生有一个饱读诗书的传统中国“家父”，当年人称玉瑚公。按理，玉瑚公48岁才得子，应该对田家炳过宠溺爱，但是玉瑚公没有这样做，他懂得“留财于子孙，不如留德与后代”，因此不仅“礼义廉耻”地时时事事口传予儿子，而且身教示范，常常周济穷人、施药施棺，有时四处借贷也要去做一些好事。这些“言传身教”让田先生自小就懂得了诚实敦厚、薄己厚人、助人为乐才是他长大以后应该坚守的美德。
“一本书”则指的是明朝“程朱理学”大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田先生从小就会背，从小就对每一句话都有现实的对照，因此尽管此生历尽坎坷，也看透了世态炎凉，但是“朱子格言”还是左右了他一生，到了耄耋老龄老人家依然还能朗朗上口。
有时候田先生去内地助学，学校的老师、学生不相信他的“童子功”真的一直到今天都“没齿不忘”，田先生就说：“那你们就随便挑出来一段当场让我背吧。”然后他就按照人们指定的段落往下背：“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和田先生见面，后来谈话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就也提起此事，问他此“功”是不是真的到现在都没有被“废掉”。田先生也很高兴地对我说：“那你也现场考考我啊！”还说“别考前面那些容易的段落，考后面的”，我就在朱子《治家格言》的中部和后部一连挑选了三段“难背的”当场“考”起了老先生。结果无论哪一段，哪里都无法把田先生“考糊”“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念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朱子《治家格言》全文500多字，我指到哪里，田先生就背到哪里，这本书在田先生看来，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而他一生都因为这本书而“受益无穷”。
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原来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时代它都可以雕刻出一段段美好的人生199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以表彰他的慈德善举；2006年12月，截至我去拜访田先生的时候，中国内地已经有68座城市授予了田先生“荣誉市民”的称号；而香港8家政府开办的大学（2006年底增加到9所），每一家都给田公家炳戴上了“荣誉博士”的帽子，这使得田先生很开心也常以此自我调侃：“瞧，我这个‘博士’也真够格。中学都没毕业，‘博士帽’倒落了一顶又一顶，这样的身份难道不是徒有其名？”说完，老人和我都笑到弓身
“拆了墙”咱不更是一家？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每年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这件事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对香港天大的“利好”，但是这个话题，我来香港后很少听人提起。相反刚到这里，第一个周末，我和先生上街购买生活必需品，先生说：“记住，兜里头装上点散纸（零钱），今天是香港的卖旗日，否则，咱手头没零钱，到时候就得往外掏大票儿。”
“装零钱”、“卖旗日”？这是什么意思，和我有什么关系？
原来香港的慈善机构在向政府社会福利署申请获得批准后，每年都可以上街进行一次募捐筹款，这种活动一般只在每周六的上午进行，叫做“卖旗”，因此一年52个星期，每次到了周六满街都是来做义工的中学生，这些孩子身上人人会挎着个钱袋子，手里拿着好几张不干胶的小贴纸（原来是一面面的小旗子），见了行人走过来就要求你“买旗”，此时，行人多半都会把一两块的零钱交给他们（当然多了也不限），他们就撕下一张上面印着某某慈善机构名字的不干胶，往你的衣领或胸前一贴，这样你今天对社会就已经表示过爱心了，别的慈善团体再见到，就会放你过去。
香港的“捐献文化”历史悠久，社会认同高，他们捐献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而同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同根同苗，血管里流淌着的本是同一腔的热血，两厢融合应该不会生出排异，但是香港人对内地人支持，内地人深怀感激；不过内地人对香港人尽了手足之情，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却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感动。
2007年3月1日，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因为上一年本港经济又取得了出人预料的高增长，在《2007—08年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中提请立法会批准政府将在五大方面给予市民“宽免税收”、“一次性回馈”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调低薪俸税、增设新生婴儿免税额、宽减两季差饷，以及调低低价物业印花税等等。“财爷”的建议被香港社会称作“五大惊喜”，然而谁知道，唐英年能从腰包里拿出这富裕出来的200多亿“大力派糖”，“与市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如此气粗胆壮，这一切都和什么有关？
无需讳言，香港人历来善于拼搏，历来有本事在逆境当中如老同黄牛一般地在泥泞里顽强耕作，但是香港从2004年开始“经济复苏”，到2006年“强劲复苏”，中央政府和内地的13亿同胞都为他们做了什么？这里面有互惠互利，有援助支持，更有奉献牺牲。
简单回望一下历史：2003年，香港政府当时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401亿港币；2004年得到改善，赤字下降到40个亿；2005年政府的盈余开始实现140个亿；而2006年综合盈余则上升到551亿，这才有了香港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6。8％，才有2007年可望达到4。5％到5。5％的继续升幅，而2008年到2011年，香港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依然还可以保持在4。5％的较高水平。
内地13亿同胞，勒紧了裤带也要看到香港的经济快速恢复过来，这是真心。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签署了《CEPA》，接下来是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的具体实施，这个《CEPA》在经贸政策上给予了香港极大的优惠，其中在货物贸易方面：香港进口到内地的“原产地产品”关税几乎全免，这个“全免”，也就是“零关税”，香港人很少去想，说来容易，拿出来做做人情更体面，但是对内地的厂家却带来巨大的冲击。
2003年2月至4月，香港的失业率统计数字是7。8％，而2006年同期，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5。1％；就业人口到2007年年初却高达350万，创下了连续6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6年12月，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WIDER）调查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发现彼时香港的人均财富净值（net worth per capita）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达到了20万2189美元，这个数字比卢森堡高出一成，第三名和第四名才轮到瑞士与美国。
同样是2006年，美国《福布斯》公布了亚洲十大顶级毫宅，排名从第2到第9都在香港。这一年香港股市气势如虹，“恒指”一直处于五年半来的最高位，从年初的15300多点一路飙升，到年底已经突破了20000点的大关，而且据专家预测，未来香港股市还会“牛足3年”。
进入到老百姓的层面，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两地婚姻逐渐增加，2005年共有2。49万宗申请“寡老证”的香港男性公民与内地的女性在港结婚，而香港女性与内地男友结婚的人数也接近5000人，比四年前整整增加了一倍。
2006年30％的受访香港应届会考生表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