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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0％的受访香港应届会考生表示愿意“北上”就读内地的高校，香港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愿？因为在内地，学生读大学，所交学费和生活费用不仅远远低于他们赴海外高校去留学的费用，而且香港的学生，父母挣的是当地的工资，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内地却可以享受得到和内地的大学生一样的学费标准以及政府补贴。
根据香港政府规划署的调查发现：香港回归以前，“到内地定居”这种事对香港很多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到了回归以后，香港人“返迁内地去生活”已渐成趋势，每两年就会以50％的速度增长。
碰巧正是在我《晚来香港一百年》这本书即将付梓时，我的一位为内地贫困儿童一次性捐款可以捐到“身无分文”的香港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谈到目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她听我说了很多香港的好话，有些不耐烦，就打断：“哎呀，从你的嘴里，我怎么尽听到恭维，为什么你对香港人从来就没有一句埋怨？”我说：“是吗？那好，那我现在就说说你们香港人的不是。”朋友洗耳恭听，我也不客气。但是等来等去，朋友最后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说出下面的一句话：“你们香港人啊，让我最不可思议的是‘不懂得领情’！”之后大家都沉默，过了一会儿，朋友把眼光端正，冲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香港人，”我继续对朋友坦言，“要是能够懂得自强不息也懂得领情，那就更好、就更聪明了。”
朋友点头的频率不断加快，她说：“是啊，不用你讲，其实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我们香港人总是爱抱怨，抱怨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抱怨内地也抱怨香港，就是不想想自己的日子比别人已经过得好得多，相形之下，从他们嘴里要听到几句‘感谢’和‘赞美’就非常不易。”
“永远不知足”是香港人的一大特征，这种心理是好是坏我一时难下结论，但是香港人至少应该看到一个现实，什么现实？那就是香港回归已经十年，大家有目共睹：世界上哪一块殖民地一旦回到了他的祖国的怀抱，经济上的发展能够比得上香港更健康、更有前途？除此以外，还有一句话我一直如骨鲠在喉，既然那天和朋友聊天聊得投机，也就一吐为快：“香港如今已经回归祖国，十年与内地的合作大家已经见到了双赢的局面，这样以后的岁月，两地people就谁也别再给谁脸子看啦，赶紧手拉手，努力打拼，一块儿去追赶日本、美国，那该有多牛？这不就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戏文‘不拆墙我们是一家，拆了墙我们就更是一家’了？！”
朋友说：“对，几十年后，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腰更粗了，气更壮了，中国的人口不仅排名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和各种综合国力也都能让全球刮目相看，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举杯，饭桌上不管坐的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家不都有理由喝它个一醉方休、酣畅淋漓？”
朋友的话说得真好，说进了我心。只不过可惜，当时没有机器。要是有摄像机和摄像在，我们之间的这段“交谈”就可以传回北京，中央电视台就可能会播出一期特别的“人物专访”，这样的“随意访谈”可遇不可求，更真实，更像亲姐妹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拉家常”。
不是吗？当然是。
责任编辑 杨新岚
我在恭王府的童年 霄 云
霄云：生于1949年，福建长汀人。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高中时从上海到青海插队。大学和研究生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青海和上海当过医生，后到德国和美国做研究。现在旧金山生物高科技公司工作。专业论著曾发表于《自然》《科学》《细胞》等杂志，业余中文写作曾在美国的中文报刊和网络发表。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史学家侯仁之）。
在海外看到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恭王府将斥资四亿复原和修缮的消息，唤起我对恭王府我童年的伊甸园深深的眷恋。
我并非和⒑托⒐骰蚴枪淄醯暮笠幔卜侨魏位是坠葜铀铩５矣行矣�1958至1965年在恭王府生活了七年。
一、五六十年代的恭王府
那时的恭王府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即恭王府后花园（翠锦园）的部分为中央公安部所用。我的父亲在1957年调入公安部工作，我家随即被安置在恭王府石山后面的一座平房，即“蝠厅”。据说这曾是恭亲王奕■当年经常与至交谋划军国大事之地呢。
我们搬入时，这个大花园南边的府邸归辅仁大学，后为中国音乐学院。府邸与花园相隔的是一座长达160米拥有99间房的二层后罩楼（当时是学生宿舍）。东边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是天主教堂，西边是一个机械厂（也有朋友说，那是国务院的仓库）。据说自1921年起恭亲王之子为筹备复辟经费将整个恭王府抵押给了天主教会。我们所居住的部分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特务机关，因而解放后被公安部接收。
这是恭王府花园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部分，有十多所大小不等的宅院。当时公安部有四位副部长和数位局长住在园内。另有两幢新式的三层楼房是苏联专家的招待所。现已被划在开放的恭王府之外。
恭王府非常之大，据说总面积有一百多亩，是清代最大的王府。位于西城区前海西区。那时是府夹道一号，后来又改为毡子胡同七号。我们的院子有三个大门，常开的是东南门和北门。而现在开放的恭王府用的是西门，即前海西街17号。
进入王府花园的正门是西洋门，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石的拱门，类似圆明园中的大法海园门。门额上刻着“静含太谷”、“秀挹环春”。跨进西洋门，一座突兀的石峰“飞来峰”迎面而立。园中假山林立，树木成荫，碧波荡漾的湖中荷花绽放，堤岸边的垂柳婀娜多姿。无处不在的曲径通向亭台楼榭，披着斑斓彩绘的长廊连接着一座座优雅玲珑的小宅院。每座宅院都极为别致，有如圆太阳和弯月的日月门，有因门上雕刻有两个倒垂的花卉而得名的垂花门，还有江南庭院风格的镂空壁窗等。各院内的植物也是独特的：有翠竹、丁香、海棠、芭蕉、紫藤萝、夹竹桃等，色泽、香味各成一体，争妍斗奇。
我家位于石山后最幽静的一排平房，形状如展翅的蝙蝠，因而得名“蝠厅”。凸出的厅堂似蝙蝠的头，向两侧伸展的侧房恰似蝙蝠的两翼。长长的走廊沿着整座平房，彩绘的斑竹据说全是油工一笔一笔画上的。该建筑的造型和彩绘被誉为“古建筑中只此一例”。
这排平房从中间分为东、西对称布局的两套居室，各有六个房间和三个浴室。我家搬入后，曾稍作改动。当时客厅外有一大块平台，于是将我们和邻居汪伯伯家的客厅都向前推出了一大截，成了父亲们的办公室。另外，我家门口与假山间要先下台阶，再上台阶。为了行路方便，两段台阶之间的凹地被填平了。垫高了的土地上搭了葡萄架，还种了苹果、梨树和花。后院养了鸡、鸽子和兔。1999年，我重访恭王府时，注意到原来改动的部分已恢复了原样。
我家面对着园中叠石成峰的主山。那是用糯米浆砌筑而成的假山，爬山游廊依山而建，山间屹立着数棵珍贵的虎皮松。藏在深幽中的石阶蜿蜒崎岖，是那样的神秘，似盘旋着通向山顶，忽而却转下了山洞，成了我们捉迷藏最好玩的地方。一到暑假，孩子们像泥猴子般上山入洞，忽隐忽现。那正是我们的花果山、水帘洞。
山洞里有个国宝级的文物，那是康熙皇帝为母亲祝寿亲笔题写的“福”字碑。据说康熙很少题字，因而这苍劲潇洒的“福”字颇为珍贵，被称为天下第一“福”。
山洞里潮湿阴暗，长满青苔。即便是炎炎夏日，走到洞口也顿时有一股寒气和吸力，不知是仙气还是妖气，反正我不敢独自进洞。走到山洞的中央，豁然明亮，一缕阳光从福字碑前敞开的洞门照射在石碑上，像是福光四射。福字碑前是一个方形的池塘（福池），池中养着金鱼和鲤鱼。天暖时，鱼儿戏水，抢食甚欢，常常跃出水面，溅起水花。
山洞的东西各有爬山洞，可盘旋上山顶的大平台“邀月台”。台上一个大亭榭是全院中轴线上的最高点，可眺望全园。山水，绿荫，亭台、古木、典雅的花园景致尽收眼底。天好时，甚至能看到远远的西山。假山的平台上有两口大缸，缸底有管子直通到假山上，以增加湿度。
我家的保姆和儿子就住在这最高的大亭榭内。照理说这是超凡脱俗的仙人之居，但高处不胜寒。一到了夜晚，山石如鬼怪般突兀怪嶙。古风萧萧，树影斑斑，闹鬼的故事不绝于耳。但她在亲历了这些故事后，并无恐惧，且津津乐道，倒把我吓得不敢走夜路。她是长寿的，在她老年时我去看望了她，精气神儿十足，记忆超凡。谁说没有仙灵的照应呢？
二、恭王府的苏联住客
恭王府在我家搬入前是公安部苏联专家工作和居住之地。到了中苏的蜜月末期，苏联人陆陆续续撤回国，中国的干部和家属才逐步搬进后花园，苏联人则住在靠近东门的洋楼里。恭王府里有专门的西餐厅为他们服务。苏联小孩子每天有专车接送到专门的学校或幼儿园。
那时，大人们很谨慎，碰上苏联人只是笑笑，点点头而已。我们中苏两国的小孩则常常在一起荡秋千，玩滑梯、转椅、跷跷板。语言不通，玩心相通。我也会用简单的俄语和他们对话。
夏日的周末大院里常在露天放映苏联电影。我最爱看动画片，至今还记得《睡美人》、《红菱艳》等艺术片的精彩片断。当然，最最让孩子们鼓噪的是外国人每戏必有的接吻镜头。当戏中人热情奔放时，我们小孩子则在下面嗤嗤地笑个不停。
后来，苏联人一个一个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