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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人民的苦难。在法国历史上，第二帝国被称为“胜利的资产者”的时代，工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从七月王朝开始，特别是从四十年代开始，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和壮大，其代价是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工人工资的下降，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普遍恶化。对于在贫困中挣扎的下层人民，波德莱尔曾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他在论彼埃尔·杜邦的那篇文章中，以写实的语句，描绘他们的悲惨境遇：“不论一个人属于什么党派，不论他怀有什么偏见，他都不能不看到这病态的人群而为之动容，他们呼吸着车间里的灰尘，吞咽着棉絮，浸染着水银和艺术杰作所必须的各种毒物，他们睡在虫子堆里……”而在《恶之花》中，直接提到“工人”的诗句中有两处，如在《薄暮冥冥》中：“那些工人累弯了腰重拥枕席”，他们从黄昏的到来中得到慰藉。然而，穷人的命运却在《快乐的死人》一诗中通过象征的手法得到了表现：
死亡给人慰藉，唉！又使人生活；
这是生命的目的，唯一的希望，像琼浆一样，使我们沉醉，振作，给我们勇气直走到天气黄昏；
穿过飞雪，穿过浓霜，穿过暴雨，那是漆黑的天际的颤颤光华；
那是写在册子上的著名逆旅，那里可以吃，可以睡，可以坐下：
这是天使，在有磁的手指间，掌握睡眠恩赐恍惚和梦幻，又替赤裸的穷人把床铺整顿；
这是神祗的荣耀，神秘的谷仓，这是穷人的钱袋，古老的家乡，这是通往那陌生天国的大门！
穷人的劳顿的一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东西，而是休息，是安慰，是解脱。这自然是波德莱尔的一种消极的理解，然而，对于穷人的悲惨处境来说，却又是多么深刻的写照！
关于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城市成为人们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并且得到了病态、畸形的发展。巴黎是个典型，它成为一座贫富对立十分强烈的“病城”。巴黎同时也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它既是罪恶的渊薮，又是数百年人类活动的产物，集中了文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的精华。波德莱尔一向被称为“巴黎诗人”，对巴黎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入认识，他在许多文章中强调了现代生活的美和英雄气概，描绘了城市生活的活跃和勃勃生气。他欣赏画家梅里昂的城市风景画，从大都市的庄严中看到了“诗意”，从容纳着工厂的浓烟的天空中感到了“愤怒和怨恨”，而石头的建筑、林立的脚手架等等，都是文明的、痛苦而光荣的装饰。他曾经为贡斯当丹·居伊，一位以画巴黎景物、人物著名的画家，写下这样满怀激情的语句：“他出门！他看着生命力的长河在流动：波澜壮阔，闪闪发光。他欣赏着大都会生活的永恒的美和惊人的和谐，这种和谐神奇地保持在人类自由的动荡之中。他观望着大都市的风光，那浓雾抚摩着的、阳光照射着的石头的风光……”而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却增添了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着力在城市的阴暗面中发掘诗意，从而更深刻地暴露出巴黎这座病城的灵魂。在他的笔下，工厂的浓烟变成“煤烟的江河高高地升上天外”（《风景》），在穷人聚居的古老郊区，破屋上的百叶窗变成了“遮蔽秘密淫荡”的屏障 （《太阳》），街道是阴郁的，像老人的皱纹，却又嘈杂得震耳欲聋，路灯闪烁着发红的光，照着泥泞的郊区，是辉煌灿烂的巴黎的反面。那乞丐、老人、老太婆、拾破烂的、筋疲力尽的工人、学者，还有偷儿、骗子、赌徒、娼妓，就是这座城市的居民。波德莱尔既描绘了他们一天的结束（《薄暮冥冥》），也描绘了他们的一天的开始（《晨光熹微》）。在《晨光熹微》一诗中，那曙光初照、城市渐渐醒来的景色充分地显示了诗人观察的敏锐和感觉的细腻，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彩：
起床号从兵营的院子里传出，而晨风正把街头的灯火吹佛。
这个时辰，邪恶的梦宛苦群蜂，把睡在枕上的棕发少年刺疼；
夜灯有如发红的眼，游动又忽闪，给白昼缀上一个红色的斑点；
灵魂载着倔强而沉重的躯体，把灯光与日光的搏斗来摸拟；
像微风拂拭着泪水模糊的脸，空气中充满飞逝之物的震颤，男人倦于写作，女人倦于爱恋。
远近的房屋中开始冒出炊烟。
眼皮青紫，寻欢作乐的荡妇们，还在张着大嘴睡得又死又蠢；
穷女人，垂着干瘪冰冷的双乳，吹着残火剩灰，朝手指上哈气。
产妇们的痛苦变得更加沉重；
像一声鸣咽被翻涌的血噎住，远处鸡鸣划破了朦胧的空气；
雾海茫茫，淹没了高楼与大厦，收容所的深处，有人垂死挣扎。
打着呃，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
冶游的浪子回了家、力尽筋疲。
黎明披上红绿衣衫，瑟瑟发抖，在寂寞的塞纳河上慢慢地走，暗淡的巴黎，揉着惺松的睡眼，抓起了工具，像个辛勤的老汉。
这是一个冰冷的早晨，开始劳动的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从来都是与希望同来的，然而，波德莱尔笔下的早晨却是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只有劳动而没有希望。这首诗写于四十年代，它所创造的氛围，与波德莱尔在论皮埃尔·杜邦的文章中对工人的悲惨处境的描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别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于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社会风气。从街垒战中诞生的七月王朝，是大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果实的产物，它的标志是银行家的钱柜，它的口号是“发财”和“中庸之道”，它的性格特点是“猥琐”和“平庸”，总之，这是一个“重商重利的世纪”；第二帝国则是资产阶级飞扬跋扈的时代，经济的一度繁荣曾给人们带来某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政治上却以“沙威无处不在”为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切都成为利润的奴隶，整个社会都淹没在拜金主义的冰水之中，极严重地败坏了人们的精神和彼此间的关系。波德莱尔曾在他的文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财富被表现为个人的一切努力的唯一的、最后的目的时，热情、仁慈、哲学，在一个折中的、私有制的制度中做成了人们共同财富的一切，都统统消失了。”他以鄙夷不屑的口吻称第二帝国为“绝对陈腐、愚蠢和贪婪的社会”。在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他作出了如下不祥的预言：“世界要完了。……儿子将由于贪婪的早熟而逃离家庭，不是在十八岁，而是在十二岁；他将逃离家庭，不是去寻求充满英雄气慨的冒险，不是去解救被锁在塔里的美人，不是为了用高贵的思想使陋室生辉不朽，而是为了作买卖，为了发财，为了和他的卑鄙的爸爸竞争……而资产者的女儿，……在摇篮里就梦想着自己会被卖到一百万。”这种对于金钱的崇拜，在 《恶之花》中，是通过诗人的悲惨命运来表现的，他受到家人的诅咒 （《祝福》），他受到世人的揶揄（《信天翁》），他的生活像拾破烂的一样潦倒 （《醉酒的拾破烂者》），他竟至于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尊严：
啊我心灵的诗神，口腹的情侣，当严寒的一月放出它的北风，在那雪夜的黑色的厌倦之中，你可有火烘烤你青紫的双足？
那漆黑的夜光穿透了百叶窗，你能温暖你冻痕累累的双肩？
钱袋空空如同你的口腹一般，你可会从青天上把黄金收藏？
为了挣得那每晚糊口的面包，你得像那唱诗童把香炉轻摇，唱你并不相信的感恩赞美诗，或像饥饿的卖艺人做尽手脚，以博得凡夫俗子的捧腹大笑，君不见你的笑却被泪水浸湿。（《稻粱诗神》）《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波德莱尔的这首题为《稻粱诗神》的十四行诗不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吗？诗人非但失去了灵光，竟然落到了拾破烂者的地步，只能乘着酒兴发泄胸中的郁闷，对于无孔不入的第二帝国的密探表示鄙视 （《醉酒的拾破烂者》）。总之，波德莱尔用间接的方式、用具体的形象印证了他的直接的议论，从而更生动更鲜明地再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本质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恶之花》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点明任何时代，没有写出任何有代表性的姓名，只是偶尔提到了巴黎、塞纳河、卢浮宫，但是，它通过暗示、影射、启发、象征、以小见大等诗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同时，为了内容的需要，它并未摈弃写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几幅十分精彩的风俗画。《恶之花》展示的是一幅法国1848年前后二十余年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说它不全面，但我们不能说它不深刻；我们倒似乎可以说，惟其不全面，才愈见出它的深刻，因为抓住了时代的灵魂的一个重要侧面，即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和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正直，比较敏感的人，渴望真理和正义的人，对生活抱着很大希望的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了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法国文学史所称的“世纪病”（lemal du siēcle）的进一步恶化，其最基本的症状，是由浪漫派的“忧郁”（la mélancolie）演化为波德莱尔的“忧郁”（lespleen）。
十九世纪伊始，斯达尔夫人就提出：“忧郁是才气的真正的灵感：谁要是没有体验到这种感情，谁就不能期望取得作为作家的伟大荣誉；这是此种荣誉的代价。”第一位以此为代价赢得荣誉的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勒内》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