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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宝库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然而在5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未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少有钟理和创作的那类乡土文学作品的容身之处，多年来都是写好就往哪一家杂志社投寄，但寄出去的东西十之八九总原璧归还。起初，有足够的热情支持着勇气，所以在经过一番修改或重新改作后又再寄出去。常常一篇作品改了再改，作过又作，写五六遍不算稀罕。但是结果也不会好过多少。有时看看杂志社发出来的作品觉得还不在自己之上，于是更是信心百倍，鼓起精神又写、又寄。让钟理和感到有点不解的是，有的杂志社似乎更不把作者的流汗水绞脑汁当一回事，虽然也附上“贴足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但一寄出去就杳无下落，任你去多少信查问也白费。个中味道，只有自己明白。投稿、退稿、改写、再投稿，便是钟理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学生活。几年间终于有一篇纪念亡儿的五千字文《野茫茫》被《野风》杂志采纳，数日后稿费发下来了，是一张写着新台币贰拾圆整的银行汇票，还得到相隔五十公里的高雄去领取。可是这数目连来回的车费还不够。真叫他张口结舌，欲笑不能，欲哭无泪了。
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是钟理和最心爱的一部作品，以其与钟台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展示了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生活画卷。这部作品也被《自由谈》、《晨光》等杂志以“限于篇幅无法安排”为由而拒。1956年11月，《笠山农场》由于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办的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第二奖（第一奖缺），一时文名大著，也算是终其一生最感骄傲的事。1950年3月1日，在台湾成立以张道藩为主任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持设立当时台湾文坛上最主要的奖项“中华文艺奖”，经费由国民党宣传部第四组支持，其目的是“奖励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每年公开征求文艺创作，经过评审，发给奖金，并出版部分作品。所征集的文艺创作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以及戏曲、电影、绘画、文艺理论等八大类，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政治色彩明显，其中有反共的内容，但也有些像《笠山农场》这样的纯文学作品。以“文奖会”名义创办的《文艺创作》杂志，以发表获奖作品为主；成立的文艺创作出版社曾出版“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丛书”等。“中华文艺奖”在台湾文坛上活动了六年多，于1956年12月宣告结束。它对5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这部成名之作，却因同年奖金委员会及其专刊《文艺创作》相继停办，以致失去发表机会。钟理和曾三度向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写信呼吁，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提出陈情，但都像水滴大海，了无反应。钟理和“不晓得它几时能从那漫长的无期徒刑解除苦役，重见天日”，令他伤心至极。钟理和在致友人的信里发泄了满腔愤激之情：“说到拙著《笠山农场》真叫人伤心，既然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何异自己的孩子，珍爱原是每一个作家应有的心情，然而仅仅一万元奖金便把它死死扣住，不再让它重见天日，何异于儿子让人用小可钱买去了打入丰都地狱，永不超生？人心同此，为父母者的心情，兄可想象而得。去年（按，指1957年）9月间，我曾遵从清秀兄的指示直接写信与张道藩先生要稿，信，寄出去了，我等了再等，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不知道它几时才得被释放出来。私人的刊物是少数人的专有，官办的机关又不负责任，我们的文坛，漆黑一团，几时澄清？思及于此，不禁令人投笔而叹。”钟理和：1958年2月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4页。经过各种渠道，终于在1958年7月索回《笠山农场》书稿。钟理和曾为《笠山农场》印书一事到高雄去跑了一趟。那些出版界的老板们不是摇摇头，便是摆出晦气的脸色，言下之意大有这年头大作家的名作还卖不出去，凭你这无名小卒？于是来几个“对不起”，拒人于三千里之外。有的干脆一看见原稿就摆手，连说话的工夫都不给你留下，只好怆然退下。1959年，钟理和又抱着试一试运气的想法投寄香港的亚洲出版社，也遭退稿。《笠山农场》在钟理和生前始终未能出版，成为他一部生前没有读者的代表作品。
这件事的影响当然不限于《笠山农场》一书，它对默默笔耕的作家精神上的打击更大。钟理和暗自思忖：我们写来写去，到底为什么？如果只是自我玩赏，那岂不是在做“天地间最不智”的事？何不干脆来卖杏仁茶、油炸鬼（油条），至少还可以喂饱肚子。面对当时台湾文坛“主流”的“反共八股”和所谓“现代潮流”的文艺，他无奈地说：“战斗文艺满天飞，我们赶不上时代，但岂是我们的过失？何况我们也无须强行‘赶上’，文学是假不出来的，我们但求忠于自己，何必计较其他。”钟理和：1958年11月19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6页。在钟理和看来，“在我们中国，‘卖文为生’已经是最没出息的了，倘写了文章又卖不出去，那该多么可怜！”钟理和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容于时下的杂志，并不是有意如此，若说这是清高自赏，那是冤枉的。他说：“我写作之为发表，为争稿费，和别人不会有二样，甚至我愿意多多获得稿费，所以也未尝不力求迎合他们。虽然如此，当我执笔时，却愿按自己的意思来写。如果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冷僻、孤独，不受欢迎，也没有办法。我只求尽心做去，假使尽了心而仍不为接受，也算对得起自己就好了。若硬要我拗着心写东西，姑无论自己愿不愿意这样做，也无此种才干。”钟理和：1958年2月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130页。
钟理和益发觉出周围生活之简单无聊，“没有惊奇，更没有思索的内容，好像凡有的事物都是向人毫无掩饰的翻开了底里，告诉人那里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毋庸思想，不，或者它已早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了。然而果然如此么？那不是意味着心灵的迟钝和空白么？迟暮的又一例证——也许有需要给自己唱挽诗了呢！”钟理和：1953年7月25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72页。钟理和向文友倾诉：“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点文艺的气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满了忧愁、艰难、疾病和苦闷。我个人在这里独往独来，不为人理解和接受，没有朋友、刊物、文会……”钟理和：1958年8月2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7页。这种情形可在乡人对其作品获奖的态度中见诸一斑。《笠山农场》获奖的消息在乡间不胫而走，周围几十里地不管相识与不相识的都议论纷纷；也有说是得彩的，彩金多少多少万。乡人所关心和所羡慕的是奖金，至于为何得奖、得什么奖，他们不管，也不会有兴趣。“你真好运道！”一个妇人曾对钟理和这样说：“我每次都买一两张，已经买了好几年，就没有得一次彩，连十块钱都没有得过。”钟理和听着，真有啼笑皆非之感。细思之，反倒还是中彩实在些。像现在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没人要，要的东西却也难得出版，呕了心血，还算白费。谁甘愿永远做没有报酬的工作？然而，钟理和没法不让自己坐下来，而且一旦拿起笔来，依然会严肃、虔诚、一丝不苟。是逆境把钟理和推上默默笔耕的艰辛道路。他之所以甘心如此，是因为对文学事业有一股难舍难分的感情。钟理和的写作态度极为认真，因为在他看来，“写作一道，固须勤，但它终非和人比赛，不必忙，不必争，须坐下来安静地做，多产固好，但若止于量的增多，又有何用？写几十篇让人今天看了，明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或生浪费时间之感的作品，则何若写一篇结结实实的作品来得有用”。钟理和：1958年5月31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40页。钟理和对作品的态度是：“对一篇未成熟的作品决不轻易予以发表，（即使有人采用的话）一篇原稿可以随我之意加予修正直到它像一篇东西，但一经印成文字，便已定形了，不像东西也没有办法了。而这样一来便要给良心加上负担。”钟理和：1959年5月23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1页。他自称：“我写好一篇文章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待自己完全冷静下来后再读一遍，觉得满意了，好了；如不满意，便再改作，改好，又是等待和重读，须到认为满意，或者根本弃掉，这才罢休，才敢拿出来见人。”钟理和：1958年1月4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7页。不仅他的小说稿子常常三番五次反复修改，就连他的书信也是整齐地写在双面信纸上，一面十行，两面二十行，行行整齐，字字清楚，一点一划、一撇一捺，从不草率。为了高质量的笔耕，他不顾病累，勤于读书，手不释卷。钟铁民记得父亲看过一本日文版的《世界大思想全集》，讲的是世界各大思想潮流。他留下的书不管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上面都有眉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