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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大思想全集》，讲的是世界各大思想潮流。他留下的书不管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上面都有眉批，可见其用功。文学方面他看的书更多，仅在钟理和日记和书信里提到病中和病后生活读过的书目就有鲁迅的《华盖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游记》，福楼拜的《巴伐利夫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门索夫兄弟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海明威的《战地春梦》、《雪山盟》，勃朗特的《简爱》，毛姆的《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勃南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密思尔的《飘》，法布尔的《昆虫记》，安德森的《安德森选集》，西周生的《醒世姻缘》，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史东的《梵谷传》，梭维斯特的《爱的哲学》，沈石寂与石琪的合集《捞金记》，横光利一的《欧洲纪行》，星云法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古之红的《蒙恩记》，邓文仪的《游踪万里》，黎中天的《生活教育》、《戏剧编导概要》等，文学作品篇目包括吴祖光的《后台朋友》、《捉鬼记》、《林冲夜奔》、《嫦娥奔月》，莎士比亚的《好事多磨》，鲁迅的《在酒楼上》，艾芜的《我的青年时代》，张天翼的《蜜蜂》，废名的《桃园》，郁达夫的《过去》、《瓢儿和尚》，巴金的《煤坑》、《将军》，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叶绍钧的《秋》，张维祺的《赌博》，老舍的《牺牲》等，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而他写的读后感往往也颇有见地。钟理和还细心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地方传说、山歌歌词及乐谱、谚语、童谣，甚至草木鸟兽土名和医药偏方等，零零散散记在各种簿本和纸片上，有数百条之多，也是多次整理抄录成册，以为日后创作的素材；同时将之投稿《民间知识》杂志社，但未见刊出。客家人爱唱山歌，山歌是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歌词类似江南的竹枝词，七言四句又像唐朝绝句，只是比较俚俗。以美浓早期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初恋》、《笠山农场》、《故乡》等作品中引用多首山歌，场面显得特别生动真实。钟理和那些记录自己生活和心灵感思的日记，也是文字精美、叙事生动、感情细腻，极富文学色彩，内容森罗万象，看似琐碎却因记事体裁之率真直接，让我们看到钟理和心灵丰富厚实的一面，显现出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这些素材资料和日记虽然都因为病愈后体况孱弱和天不假年，未能在其创作中派上用场，但足可显现他创作态度的勤奋和认真，用以见证一个作家对于文学事业的虔诚和敬重。
钟理和一边养病，一边写作。由妻子钟台妹独力支持家业，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2月14日，钟理和再度外出任职，到美浓镇内“黄腾光代书处”当助理，任土地代书。这是一家私人机构，除去星期天外，几乎是无所谓时间的。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的工作，放在钟理和的病体上就变得吃力了。每日早上6点起床，7点半由家骑车出美浓，在办公桌上写写信札，傍晚6点半下班回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余下的时间便必须用来休息，文章无法写，书也读不成，日子愈发显得平凡而无聊。工作与钟理和写作意愿相违，颇不得意，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下去。他在当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只限于你个人，则什么理想呀！热情呀！也许并没有错，你尽可为求实现你的理想、你的热情而牺牲一切，就是置生活于不顾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却要你的妻儿孩子也担受这种苦痛，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是不是罪恶？他们于你这种热情、这种理想何关？何必一定要他们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去牺牲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如果必须也牺牲掉你的妻儿孩子的幸福才会获得，则这种成功是不是值得去追求？去获得！”钟理和：1957年5月1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19页。结果常常是坐了一个月的办公桌，熬到月末，主家发下一封印有龙凤图的红信封，那里面的薪水只有新台币三百元，这就是钟理和一个月流汗水换来的全部内容，令其感到深深地懊丧和幻灭。他在《薪水三百元》一文中述说当时拿到薪水的心情就是：“我感到一阵火热的东西。也许就是一团火，从心底烧起，然后一点一点的扩散到周身；我感到脖子开始在发烧，它转到脸孔、耳根，又转到脑顶。什么地方都发胀、都烧热，头发一根根在脑顶上竖立起来。”但到了钟理和这样的年纪，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已教他聪明了好些，他“已经学会了怎样用微笑来迎接像这样的事情”。他此时甚至想到，就是因为自己对文艺尤其是写作的痴好，妄想做中国作家，才落到像现在的山穷水尽、不文不武，终于只好以一个月三百元代价出卖劳力了事，不禁真的要问一问：“当日的壮志何在？还有理想、热情，这些都到哪里去了？”以前以为只要能把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抒发出来，则其余便不值得去计较。所以，还曾对那些从自己的岗位上转入仕途或商界的文艺工作者觉得不屑，觉得在品德上缺少点什么。直到这时才明白，光写稿子不行，还得吃饭，而且必须先有饭吃，然后才能写稿子。于此也才理解对于那些中途转业的人，决非指责所能了的事，因为“他们所缺少的并不是品德上的东西，而是肚子里的东西——缺少两碗饭”。即使自己获得过文学方面的大奖，也已看清对此还是越少留恋越好。因为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一日不让自己掉在苦闷和失败的泥沼中滚转，尝遍人世辛酸，难道还预备让自己更多的苦头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理和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台湾的一些文学同仁进行交流了。使这些台湾作家得以取得联系的媒介，是一份小小的油印品《文友通讯》。
廖清秀也是一位台湾青年作家，他创作的《恩仇血泪记》曾获1952年中华文艺奖第三奖。他找到了《自由青年》半月刊的编辑梅逊（本名杨品纯，以前供职于《文艺创作》月刊，因为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撤销，《文艺创作》月刊也停办了），说想与台湾省籍作家彼此联系，互相砥砺。于是梅逊抄给他一些台湾省籍作家的地址。廖清秀开始一一按地址给他们写去了信，还附上自己的《恩仇血泪记》一书。
钟理和也接到了廖清秀寄来的信函与书，他在写给廖清秀的信中说：“弟与兄素不相悉，今忽承赠书初不甚解，继而翻阅后记始悉兄亦为省籍人士，则生同其土，谊在同乡。除对大作获奖道其贺忱外，尤令感奋。再说一句谢谢！省籍人士能于今日立足文艺界者能有几人？弟甚望与兄携手并进，为海岛争一席位，兄以为然否？”钟理和：1957年3月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93页。
通过与廖清秀的通信，钟理和又知道了另外一些台湾本省作者及其工作概况，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安慰。钟理和想到，自己由开始学习写作起，既无师长，也无同道，得不到理解、同情、鼓励和慰勉，一个人冷冷清清，盲目地摸索前进，颇感寂寞凄清。现在，忽然发现身边原来还有许多同道，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斗，精神上得以极大鼓舞，当然倍觉高兴。但同时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自己年逾不惑，由于创作“出发点就不由正道”，浪费了大好时光，接着在人生最为有用的一段时间又消耗于病榻之上，对于将来已不存很大的希望，只求平平静静地过下去，至于今后台湾文艺园地的开拓和发展，只能有赖他人了。
另一位台湾省籍作家钟肇政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以通信的方式结识了廖清秀和一些台湾省籍作家。钟肇政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51年，以后几年间也有作品发表。当他得知曾获中华文艺奖的廖清秀、钟理和及那时已声名藉甚的施翠峰等都是台湾本省人时，心想这些省籍作家都有了不起的才华，应该为这些人做点服务性的工作。于是，便想到办一份“刊物”样的东西，名字就叫《文友通讯》。因为自己在教书，蜡纸、钢板、白报纸等都有现成的，只要花一点时间与精力就可油印成，惟一需要花钱的是买一些信封和邮票。
1957年4月23日，钟肇政向所能查到的台湾省籍作者发去了第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办《文友通讯》这样一份“刊物”的打算，其意图有三：第一，报道各位文友的创作动态，以免去文友间个别通信之劳；第二，进行作品轮阅，即每月一位文友把自己的一篇作品寄给各位文友轮流阅读，然后将批评寄到《文友通讯》汇集登载；第三，进行作品的评论，已登在报刊者，文友于每月末通信时将该月内发表作品的篇名、刊物名称、期别示知，在《文友通讯》刊布，各文友于次月内设法审阅，作成批评登载。其中，钟肇政在给钟理和的信中这样写道：
今年3月间，弟以一偶然机缘与廖清秀先生开始通信，约略得悉我们台籍青年在今日中国文坛所处的境地。当时，弟即深切感觉到，我们几位少数人应经常联络，俾能在写作上收到切磋琢磨的功效，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可否认，凡百事业的成功固有待个人持之以恒，长期奋斗，然友间的激励扶掖，亦为有力因素之一，文学事业何独不然！而一部人类的成功史上，赖此卒底于成的往例，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在中国文坛上的台籍青年，据个人经验与臆测所及，能够保持联系的纵非全无，亦仅属部分的或间歇而已，至若具体的切磋观摩，可说一无所有。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将来台湾文学之能否在中国文坛上——乃至世界文坛上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