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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将来台湾文学之能否在中国文坛上——乃至世界文坛上占一席之地，关于我们的努力耕耘，可谓至深且大，依此而言，我们之间岂可无一经常而恒久的联系？弟明知这事需要不少的努力，但弟不敏，愿为效犬马之劳区区微忱，敬祈谅詧！
…………
古人“以文会友”，至今引为美谈，何况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我们在精神上联成一气齐一步伐，互相策励，争取光荣的一天。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
钟肇政的想法得到了包括钟理和在内的大多数台湾省籍作者的热烈反应，用钟理和本人的话说就是“心中喜慰莫可言状”，使钟肇政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兴奋。不过也有一位朋友不以为然，并暗示“此举恐干禁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钟肇政闻此言，形容道“这真不啻是一盆冷水从头浇下”。为此，他苦思了一整夜，自问此举动机纯正，且个人亦有毅力承当一切责任，但若给每个文友惹来无谓的烦扰，则这个罪愆又怎么担当得起呢？钟肇政陷入极度的矛盾当中，无所适从。
钟理和对此明确表示：“只要我们立场清楚，不干涉政治时势，则有何干犯可言？那位文友，显过杞忧。只是人数太少，还是希望所有省籍文友们能全部参加。”钟理和：1957年5月16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页。他还对廖清秀说：“我们不可因有一两个人的反对就改变原来的计划。”钟理和：1957年5月1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9页。
《文友通讯》终于问世了，只是范围缩小了，并采用私函的形式，仅负传达各文友的创作动态及对轮阅作品的意见。参加《文友通讯》的台湾省籍作者依年龄的次序排列为陈火泉、钟理和、李荣春、施翠峰、钟肇政、廖清秀、许炳成（笔名文心），后来又有许山木、杨紫江加入，共计九人。《文友通讯》对像钟理和这样住在僻远乡间深感寂寞的作家，意义是很大的。钟铁民回忆说：“得奖后最令父亲开心的是他得到了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在这以前他是多寂寞呀！他们使他恢复了他的信心。他是全心全意敬爱着这些朋友的，我们可以从他接到他们的来信时愉快看出来。”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陈火泉以后这样说：“在《文友通讯》期间，每次他（指钟理和）对文友的‘轮阅作品’所下的评语最仔细，句句中肯，针针见血。看到一篇好作品，他就高兴得赞不绝口；看到一篇坏作品，他就毫不隐蔽地指摘它的缺点。他没有私心，更没有分彼此，朗朗襟怀，山高水长，已不足形容了。”陈火泉：《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
1957年，廖清秀利用休假的机会到台湾南部旅行，打算过高雄时顺道到美浓镇去看望钟理和。钟理和得了信非常高兴，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病中的他来说，更需要友情的安慰。
11月13日，廖清秀前往竹头角。当糖厂的小火车到达美浓镇时，他发现一个人走上车来，用流利的闽南话和自己打招呼，于是便认定这个人就是钟理和了。廖清秀觉得面前的钟理和比相片上还要年轻些，第一个印象是态度沉着，像是得了道的仙人一般，和蔼而庄严的脸上表露着历尽沧桑的痕迹，既往那些风暴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风云过去后的宁静。之后，两个人从美浓租汽车来到了钟理和家中。
廖清秀在钟理和家中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与钟理和谈了两天两夜，就写作、处世、异性、命运、宗教等方面都交换了不少意见。钟理和告诉廖清秀自己的身世时，露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说乡人对他的任何批评，他都能坦然处之，丝毫不受影响。当时，几位文友中除杨紫江外，廖清秀都已晤面，诸文友共有的特征是外表柔而内心刚，许多见解与世人是那么的不同，所做的行为像社会的叛逆儿，对世俗是那么的不妥协、那么的倔强，但大家都是心地善良而富于正义感的人。见到钟理和，自然也没有让廖清秀失望。
此次南下，廖清秀本存有安慰并鼓励钟理和的念头，然而他发现被安慰和鼓励的反倒是自己。在处世上，钟理和说，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只管做下去，不必理睬其余一切。写作上，两人的看法也较为接近，即认为要不断地写，但不必斤斤计较于发表，也不必为稿费而勉强写，作品的发表尤其要慎重。钟理和劝廖清秀慢慢地写，不必着急，而且他们这班人是属于所谓“过渡时期的作家”，如果能对优秀的后人有什么帮助，自己的使命也算达成了。
11月15日那天，两人要分手了，却感到实在还有许多话要说。因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廖清秀还是单身，钟理和还再三叮嘱他对女性要采取主动，不要等她们主动任何；对任何人都可以不低头，独对小姐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廖清秀在高雄另有要事，便忍痛分别了，还相约明年同到台湾东部去。
廖清秀回来后将会晤钟理和的情形讲给梅逊听，说钟理和身体虽然衰弱，但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忧苦，心情很旷达，好像修行得道的老僧一样，曾经从大风浪中经历过来的人，把一切世事都看淡了。梅逊却觉得，一个人之对世事“看淡”，只是他受了重大刺激，悲哀到了极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倘不看淡，即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某一天，负责《文友通讯》的钟肇政发现，文友们情绪似乎有低落的迹象，于是给诸文友印发意见表征求大家意见。经反馈后发现，绝大多数文友仍对这份油印“刊物”持关心爱护的态度。《文友通讯》的优点是加深彼此认识，联络感情，鼓励创作，切磋砥砺；但它不能发表作品，甚至难以向出版物推介，其“存在意义毕竟是消极的”，因此大家的兴趣由热趋冷亦属在所难免。钟肇政甚至担心是否由于在轮阅中对有的文友的作品提出严苛刺激的意见而致。他在给钟理和的信中沉痛地说：“如果我们之中有了这种裂痕，就必须立即反躬自问，务必将不愉快的感情摔掉。我们的阵容是这么贫弱，为台湾文学的前途着想，实在不堪任何精诚团结以外的心理因素存在。至少目前我们必须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彼此关爱，以谋求发展的，否则台湾文学的建立，只有委诸下一代的人们，我们只好成为没出息的人们了。”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钟理和在信中给予了钟肇政以安慰，说：“一年来虽然兄以无比的热诚，不辞劳苦，不避万难，肩负起文友间的通讯工作，然而到头来却不能不发出呼吁，能无令人痛恨？我们既无刊物，若果连一个起码的通讯也维持不起，那就不免教人灰心了。这是我们惟一的园地，我不愿看它无声无息地就此结束。意见表中，四项下所列二点意见，系最起码的要求，若此也办不到，那就只好‘寿终正寝’了。至于第二点意见，是因顾虑文友中有一二自尊心特强的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客气（可笑）的批评（我认为大有其人），而引起的彼此间感情的裂隙，故可以此补救。别人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不是吗？至若文友间自己愿意提出的作品，又当别论，因为这种人我是认为必有容人的肚量，经得起批评。对此种作品我们就可同样毫无顾忌的予以批评的（我相信这种批评才是最最善意的）。”钟理和：1958年2月2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5—26页。
尽管不少人各自心存《文友通讯》继续存在下去的良好愿望，但事实却不见佳，先是停止轮阅，后改为两月一次，渐成奄奄一息之势。1958年9月9日，钟肇政给诸位文友发出信函，正式宣告共发行十六期的《文友通讯》“今日寿终正寝“，其中不无悲壮之气：
在为“通讯”送葬之际，不似开什么“告别典礼”，让他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倒似乎较为恰如其分。
“通讯”虽没有了，但它在天之灵将永久为各位祝福，也将为未来的“台湾文学”祝福，但愿各位文友埋头努力，写，写，写，尽力地写，写出台湾人的心声，为“台湾文学”开出一朵璀璨的花！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
《文友通讯》停办后，文友们的书信往来依旧不断。这些战后台湾省籍第一代作家在艰困的环境中曾经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批评、互相切磋，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正是担负着建立台湾现代文学的使命。虽然其中有人后来辍笔不写或被历史所淹没，但他们曾表现出的毅力与奉献精神，促使台湾现代文学架构的迅速建立，其功不可没。
更让钟理和感到欣慰的是，女作家林海音当时编辑《联合报》的副刊，十分关注台湾作者创作的作品。钟理和在《文友通讯》上参加轮阅的作品，也得到了林海音的青睐。从1959年4月开始，钟理和将作品寄交钟肇政，由他代为投稿。于是，钟理和的小说、散文次第有发表的机会——虽然这仅仅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的有《钱的故事》、《苍蝇》、《做田》、《草坡上》、《挖石头的老人》、《初恋》、《安灶》、《还乡记》、《耳环》、《西北雨》、《柳荫》、《阿远》、《贫贱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