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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控制的土地以分期偿还的办法出售给农民）和“耕者有其田”（当局以债券和股票补偿办法征购地主土地，然后转售给现耕农民），瓦解了封建经济，使小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这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及以后实现工业化无疑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钟理和后期主要生活在50年代，当时“土改”并未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小自耕农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薄弱，愚昧的意识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笔下的农村仍然是贫困、落后，甚至带有愚昧的。
钟理和光复后重回离别数年的故里，牵动了他日暮乡关的满腔愁肠。他以悲天悯人的深沉眼光，谛视着那片经过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而变得凋零破败的乡土，写出了一曲曲悲凉忧郁的乡土歌谣，这就是总题为《故乡》的系列小说《竹头庄》、《山火》、《阿煌叔》和《亲家与山歌》。钟理和在该作的后记中写道：
作者于三十五年春返台。当时台湾在久战之后，元气尽丧。加之，连年风雨失调；先有潦患潦没田禾；后有旱灾，二季不得下莳。尤以后者灾情之重，为本省过去所罕见。天灾人祸，地方不宁，民不聊生，谣言四起。嗣经政府锐意经营，乃有今日吾人所见之繁荣。一是破坏、贫困、彷徨；一是进步、富足、农村安定，民乐其生。虽短短十数年，其间差别，岂可以数字计。沧海桑田，身历其境，难免隔世之感。
本篇所记，即为作者返台时所见一斑。读者中，曾目睹当时情状者，则当你再回首看今日之台湾时，定能与作者同深感慨。《钟理和全集》第3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82页。
四篇作品虽各有子题，实则是一个整体，主题完整，结构有脉络可循。这些作品在看似不经心而又相当真切婉妙的抒写中，渗入了感慨多端的情感因素，构成了一种不像小说却比“小说”更加亲切自然的形式，以非常圆熟的散文化笔调，记录游子返乡的见闻感怀，聚青年时代的梦想和中年时代的悲哀于一炉，寄深邃于质朴单纯，被台湾评论界认为是当时描写战后初期台湾社会作品中“最精彩最完整的”一部。
《竹头村》从主人公对阔别已久的故乡的观察开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严重旱情造成的一派毫无生气的景象：“眼前一望无际的田垄，全都种着稻子。田里干无滴水，而此时正是不能缺水的时候。一尺来高的稻子，全都气息奄奄，毫无生气；稻叶瘫垂着，萎黄中透着白痕，表明稻子正在受病。叶尖是苍褐色的，甚至是焦黑，都像茶叶似的卷皱着。干风飒飒地吹着，这些稻子便连亘天际的掀起一片苍黄，望上去，就像漫无边际的野火。在稻田上面，炫耀的阳光闪烁而摇曳，仿佛一道金色的流霞。天空恍如一块烙透了的铁板，中间悬着一轮毒辣的火球，灰糊糊地，正放出十足火力在燃烧着大地。禾根下的土是白色的，龟坼着，裂痕纵横交错，边儿向天卷起，像渴水而张开口。”“路旁每隔一段，便有一个水泥大水槽，过去总是槽水四溢，因此槽下经常是洋洋洒洒，槽外也长满厚厚一层绿苔。但现在，水槽干得见底，每个水槽都贴着一块红条：‘严禁用槽水洗衣喂牛’。”“我”回到家乡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从前要好的朋友之一炳文——一位曾是机智、活泼，肯努力、有希望的青年，又是当时“我”很少数能够阅读和讨论中国文学的朋友之一。而今再见面时，朋友却彻底变化了：“他那三角形的头，只有疏疏几条黄毛，好像患过长期疟疾的人一样倒竖着；阴凄凄的眼睛，由塌落的眼眶深处向前凝视；嘴角凹陷；细细的脖子；清楚可数的骨头；手里捏着一本也是我所熟稔的线装《三国志》。竹椅已破得靠背和扶手仅赖麻绳维持，稍一转动，便屑屑索索地作响。”两人之间好像没有了感情，谈话也是冷冰冰。从只言片语中才得知，他正在做倒卖水泥、肥料的生意，还要拉“我”入股。经岳母揭穿这是他失业后因生活穷困才用来骗钱的手段，“我”就打算去让他骗一回，但炳文又宣称不再做生意，而相互间的友情也永逝不回了。放弃了这一点维生手段，也许暗示着生存的意志已逐渐自他那如死尸般的躯壳消失，生活不再对他有任何意义，作为一个人必需活下去的基本义务都被否决了。
可怜的农民不仅受到天灾的危害，而且还遭到人为的灾难。《山火》生动而沉痛地表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严重的天害，束手无策，求告无门，只好向上天乞怜，听信“天火就要烧下来”的传言。为了抗拒“天火”的浩劫，他们进行着可怜的挣扎。乡民听信《劝善歌》所谓“不信但看七月间，拨下天火不留情；积善之家三存二，不善之家草除根”，深怕到了秋天天火烧下来，于是“自己先纵了火希望把天火顶回去”，而这“并不是神有这意思，都是人自己闹的”。结果使“我”父兄两代耗尽心血经营十年的大片表苍深秀的林木和果园烧成灰烬，惨相令人触目惊心：“约一二百甲的山冈烧得干干净净，几乎不留一物，就像被狗舐过的碗底一样。屋后的桂竹林和一片经过细心选择与照顾的果树园——龙眼、荔枝、枇杷、椪柑等，所剩无几了。没了枝叶，已失去本来面目的相思、柚木、大竹、铁刀木，和别的树木，光秃秃地向天作无言的申诉。在它们的脚边，山冈冷冷地展现着焦头烂额的灰黑色的尸骸。洼地、沟壑，和向阴的地方，堆积着白色和黑色的灰，没有生气，也没有意义，然而正就是这些，便是从前覆盖了整个山谷，那青苍深秀的林木呢！这难道不像虚幻的事吗？很难相信和理解的。只有山火的外边的竹林，完好无恙，仿佛在抗拒宿命的破坏，筑起一道坚强的青色碉堡，把烧迹团团围住了。一边是青青的，生气蓬勃，一边则灰黑赤裸，正成了明显的对照。几丛受害较轻的大竹，上边还留得几串灰黄色的枝叶，宛似墓地里的幢幡，在空中招展着。如果有人理解它的言语，则这些劫后余生的竹子将会对他述说，一个多月前在它的脚边曾进行过怎样残酷无情的焚烧与杀戮的吧！”这愚蠢无知、丧失理性的迷信举动不但没有拯救他们，反而把他们自己推进了无底的深渊。他们不相信自己，认为只有神才靠得住。当镇上要建筑中学，预定募出七十万元，闹了几个月才捐得半数。然而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蛇山尾去年底要盖一所观音坛，捐的款竟超过了预算的建筑费，结果把规模扩大了，理由是：“神能够保佑五谷丰登，利益就在眼前；子弟念书么？利益在哪里呢？眼看不见，手摸不着——人们是不肯花冤枉钱的。”第二天的情景更让“我”惊愤不已。法师爷庙举行的祭礼活像一场闹剧，所收香油钱两倍于往年，“在所有的东西里面，似乎都有着一种不调和的气息。一切极其矛盾，而且滑稽。亵渎和虔信，放肆和精诚，庄重和随便；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地融和在一起，他们把神人格化了。这里面是没有普通人所想象的对神的尊崇；然而他们却以另一面，另一个不同的意义使我吃惊——他们有着和对自己的熟人亲人相同的亲热。他们那种不管什么一到手里便会使之带起儿戏的性质的本能，似乎使你好笑。但他们却以小孩天真热情和忍耐，认真演完他们的‘儿戏’。这里便有着比笑更多的东西了。便是这些看来单纯和善良的人们，以一种近似格斗的难以想象的姿态，放火烧了自己的山。多么荒唐！多么可恨！又是多么可悲！”值得思忖的是哥哥这一形象：前天还怒叱山民愚蠢与迷信，但轮到次日“法师爷回坛”，则也要“杀了一只鹅；另外还有猪肉、豆腐等，张罗了一付很体面的牲礼”。做福主头的哥哥“稀松的头发搽油搽得光洁鉴人，在常服上，另披了一件黑哔叽西服上去，衬衣的领子敞开着，赤着一双脚，笑容可掬”。主祭时，哥哥和另一个男青年“随声走到香案前，并排立着。司仪一声‘跪——’二人便一齐跪倒在红毡子上，二对眼珠直直地固定在眼眶里，毫不转瞬，仿佛人工镶嵌的一般，四只手像脱了臼似的，看来比平常要长许多，由肩胛处柔软地摆动着”。这时，“我忽然忆起昨天哥哥的激烈的论调，谴责那些‘迷信’的人时的那个姿态。试想：假如把哥哥和山林分开，那么，他究竟抨击人们的愚顽呢？抑或参加到烧山的人那一面去呢？”一切迷信的行为举动，却又显出那些单纯朴实的人们在受苦历难、求告无门之下，最具原始色彩的、一种近乎本能反应的奋斗方式。老人传福伯的一番话倒是十分精辟：“天火还不知在哪里，山，可就先烧得一塌糊涂。神这个东西，你奉在那里嘛，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要问他嘛，可就来啦，不是东边有刀兵，就是西边犯了煞！神嘛！他就是管这些事儿的！谁又知道七月准不准烧下来呢！都是人自己找来了麻烦，是不是？”而山“以哲人的沉默和忍耐，在接受着愚蠢的人们所加予的苦难”。
《阿煌叔》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通过阿煌叔二十年的惊人变化，揭示出台湾广大农村的现实生活。阿煌叔二十几年前是村里的除草包班的领班之一，那时的他“是一个彪形大汉，高个子，阔肩膀，像一堵壁。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转身，都像利刀快活，铁锤沉着。他的手上、腿上、身上，并且脸上，沾得满是泥渍。在抓草时弹起来，而经体热烙干了的点点泥渍，使他的不平凡的面孔，平添了几分慓悍、勇猛的表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给人一个有力而清楚的印象——一个字：强！他所领班子的工作认真、利落、卖力，在全村几个包班之中又是最吃香的。一般年轻人不分男女，谁都愿意参加他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