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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题材作品中，《苍蝇》一篇显得别具一格。作品极为细腻地描写了一个令人懒洋洋、慵怠的午后一对恋人秘密幽会前后的感觉和心理，虽然记叙的是短短二十分钟内发生的过程，却气氛粘沉滞重，使人读起来倍觉紧张甚至焦虑。一开始，少女“以她的整个灵魂，以她最宝贵的东西”化作一个魅人的眼波送过来，让男子充分明白了这里面包藏着她所能献给他的一切：“热恋、恩爱，以及那触及到人心深处的处女的芳心”。男子躲开了柜上昏昏欲睡的她哥哥，来到后园和恋人拥吻在一起，不久却被一阵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声音打断，于是逃也似地回到柜上。一进门却发现她的哥哥还维持着刚才的姿势伏在柜台上睡觉，“屋里一切照旧——一切都跌进昏沉的午梦中，苍蝇的鸣声——那幽幽的低唱，仍在无气力的午梦的和平边缘上歌唱着，仿佛嘲笑着人们的虚伪和做作”。爱情本应是浪漫甜蜜的，却被莫名打破，何况是发生在暑气逼人的环境中，那紧张的情绪、情焰的燃烧、苍蝇笨拙的动作、可憎的面目，皆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读后仿佛能听到情人的心悸。不少评论者都对《苍蝇》一文独特的表现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如花村就认为，《苍蝇》一文所写的情是火热的、大胆的、引人遐思的，在东方人的笔下应属少见，它出以之抽离式的客观态度，引泄出隐伏于内心的那股奔腾难宣的洪流；手法是比喻和象征，而非直接叙述。花村：《〈钟理和短篇小说集〉读后》，（台湾）《中华文艺》13卷1期，1977年3月。郑清文则说：“这一篇和其他作品最大的差异，便是它已脱离了作者的生活范畴，而推广到更扩大的领域。这篇作品不长，但已可以看到作者扩大题材的倾向。”郑清文：《读〈钟理和短篇小说集〉》，（台湾）《青溪》51卷，1971年9月。
钟理和关于农民生活的又一力作是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雨》。1960年4月着手创作该作时，钟理和身体状况很不好。完成后，钟理和不甚满意，称“构思未熟即行捉笔书写”，决定加以进一步修改。为了尽快完成这项工作，钟理和于6月再稿。他几乎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在给钟肇政的信中写道：“还有一点曾使我十分担心。就是（肺部）病巢有蠢蠢欲动的迹象，似乎我为了赶《雨》有稍稍过劳的样子。不过这二日此种迹象好像又告敛迹，那些小毛病也渐渐恢复了，如果精神爽快，则明后日谅可进行《雨》的改作工作了。”钟理和：1960年7月21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91页。
《雨》这部作品主题平凡而深刻，以50年代台湾南部农村遭受旱灾为背景，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地方势力与劳动人民之间，以及农民黄进德父女之间的矛盾描写，表现了台湾农民的落后性及地方邪恶势力的残酷性，说明天灾人祸对农民的双重迫害致使农民破产卖地；同时还穿插描写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爱情悲剧，对50年代台湾农村状况作了极为形象的艺术概括。该作结构纷繁而又精致，广涉乡镇今昔，人物多种多样，矛盾错综复杂，场景竞声腾跃，可谓包涵繁富。对此，作者巧于营造，安排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以黄进德的活动为主线，侧重贯穿旱情浩劫、社会纷争的场次；一条是以黄云英的活动为副线，侧重贯穿爱情悲欢的场景。作品以这两个人物的自然关系为交织点，联结这两条线索。同时，作者又缘着主副线的隐显与交织，精心展现各种场景，各有重点，似断似连，张驰有致，且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了钟理和现实主义的笔力。
50年代，台湾农村实行“土改”，但是这场不彻底的改革仍然没有改变农村落后凄苦的境况，农民大都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遇有天灾更是难以为生。《雨》中的人们近无水利济急，远无他方援助，只得面对焦赤的稻秧、荒芜的田丘徒生悲切。为争一点饮用水，水槽前时常听到因争水而起的乱糟糟的一片喧声——吵骂、打架、呼号、哭泣和女人的尖叫。为解除灾情，唯有苦苦地向“神明”呼救。这个时候，原来的地主与贪官相互勾结，勒索农民，处心积虑鱼肉无助者，还会使他们重新回到无地耕种的困境。这部作品除了描写农民在干旱年月的困苦生活外，还揭露了地主绅士强行收买农民土地的罪恶。徐龙祥的女人就是其中受害的一个。虽然她种的是“三七五田”，按理地主是不能随便收回租地的，也没有办法收回去，但是地主串通坏人，狼狈为奸，设下种种圈套，欺骗收买农民，伪造了“欠了四季租谷”的事实，聚敛农民的土地。正是在这样阶级矛盾复杂斗争的典型环境中，作品成功塑造了一个硬汉黄进德的形象，尤其注重在复杂的斗争中刻画其耿直、忠诚、倔强又愚鲁的复杂性格。
黄进德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幼年丧母，少年失父，小学毕业就为叔叔看牛，看到十七八岁，由叔叔介绍给人家当长工，一直到二十八岁上才入赘本镇的林家做婿。这件事很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认为这是他生涯的一个永远洗不清、涂不掉污点，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使他的脑袋不能昂然举起。作品中是这样描写他的：“一个矮子，仅有五尺一寸高，但却生得很结实，他穿的衣服上下一身都是黑，头发又黑，脸色却是红红的，活像一只火车头，看起来浑身是劲。他的眉毛很粗，眼睛不大，不过瞪起来时却是圆圆的，象鸟儿的眼睛；他的鼻子很有肉，经常流着鼻涕，所以时常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去抹嘴唇，这只手抹过又用那只手去抹，然后往裤腿上一擦。他的脖子和手都是短短的，粗粗的，有大条的红筋，手很多毛；如果他生气时，或者当他说话说得兴关上时，他的脖子就更粗，红筋一条一条暴起来，手举在空中乱挥乱舞。”他是快乐的，充满着自信，“他是一条硬汉，耿直、忠诚，除非你使他心服，否则他宁死不屈。在他看来，所谓‘没有办法’是很难了解的，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一个人来怕，来低头屈服”。他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认为天下事没有人不能干的。当镇上的人包括镇长的父亲都跪在烈日下求雨时，他却去看热闹，不在乎旁人求雨时要求吃斋而大吃猪蹄，因为“不信那一套”。钟理和对他创作的这一主人公满怀着一种有批判的尊敬和冷静的热爱，贯穿全篇地着力描绘了他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的个性。小说设计了买卖租田、竹头纠纷和儿女爱情等几场冲突，以表现黄进德的典型性格。
黄进德同罗丁瑞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个性表现得最为集中而精彩。他的对手罗丁瑞是“一位地方上的上流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当面受人尊敬背后被人唾弃的人物”。他日据时代身任庄役场（镇公所）兵事系要职，大权在握，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地方上叱咤风云，吐气扬眉，不可一世。他还曾把黄进德强征到南洋当军夫。日本投降后，那些从前受到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征召的人从战地和“奉公地”回来后，身上带了武器要找他算账，声称必定要宰了这只“走狗”才肯罢休，因此他跑到台北、台南等地去躲了数年，到人们的憎恨心淡薄下去之后才敢回来。他凭着他的金钱与本领，勾结地方官员，利用无赖之徒，不但充当汉奸的历史罪行免遭清算，而且跻身上流社会继续为非作歹。罗丁瑞向镇公所诬告黄进德砍了罗家的竹头。对于这种以权欺人、恶人先告状的伎俩，黄进德怒不可遏，在调解委员会设在镇公所旁边的中山堂、由十几张长桌和三十只椅凳拼凑而成的“临时法庭”上展开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对决。
当罗丁瑞来到调解委员会时，“委员们看见他都很客气，浮起半个身子来和他打招呼，一个委员搬了一只藤椅放在当事人席的前边请他坐，他也就不客气地坐下去，好像他不是当事人而是陪审官”。但黄进德则怒不可遏，咬牙切齿，瞪出眼珠，举起右手连连点着对方的额头，破口大骂，他的额门和脖颈上的青筋一条条暴起来。
“罗丁瑞，”黄进德浑身上下都着了火。“你说什么？我砍了你的竹头？你像我的××！”又大捧了下部一送。“我砍的是我自己的竹头，纵使砍过了界，也是公家的竹头，不是你罗丁瑞的竹头，你神气什么？我砍了公家几支竹头来修理猪栏，不会过份，纵使犯了法，也是小贼；你罗丁瑞嘛，大卡车整车偷公家的树木卖，偷了一车又一车。你当我不知道？我问你，你租借造林地上那些树木哪里去了？那是谁砍的？哼！别人瞒得了，我这个黄进德你可瞒不了。我这个小贼，被官家提了去，最多坐三天牢，你这个大贼头嘛，起码一年以上。你不信，试试看吧！”
他这些是夹杂了日语说的，因为语言的能力程度，使他说得很快，日语就不得不用得更多。不过他虽说得快，像倒水似的一气泻出，一点不含糊，句句清楚有力，落在地上会响、会蹦。当他说话时，他的头、鼻子、嘴唇，一齐向一边偏着，扭着，眼睛瞪得大大、圆圆，一股剽悍之气自那上面迸射出来镇压着对方。当他住嘴时，他的嘴巴收得紧紧，嘴唇别得尖尖，眼睛向前面的地上严厉地一闭一睁，又给他的话加上一重说服的力量。这时的他，比说话时的他显然更有活气、更富表情。
一股紧张的空气支配着会场，人们的眼睛都被牢牢地握在黄进德的手里，不过他们的脸孔上有一种在大热天吃了冰淇淋的表情，甚至这种表情有时在年轻委员们的脸孔上也能够看到，虽然他们在隐忍。
主席再度摇手制止，但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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