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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清秀
尽管当时农民生活贫穷悲苦，但钟理和在其作品里也表现了他们身上那种可贵的奋斗精神，如《菸楼》中的萧连发就在艰困的环境下，为生活做着种种努力。这篇曾入选香港《亚洲画报》小说征文佳作的作品，反映的也是光复后不久农村的生活。为了得到盼望已久的菸楼（干燥烟叶的地方），萧连发在公卖局核给人数五比一的中选机率中成为幸运儿。但欢喜一过，接着开始发愁了。除开土地劳力、技术不算，开始还得要一笔万多块的本钱，筹来十分不易。但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把菸楼做起来。于是，萧连发和兄弟有发，连同三个女人，为此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甚至伤痛也顾不上。但是等到正培育菸土时，却收到了镇公所的征集令，让有发入伍受训。以后，菸楼以及过去有发在有形无形中分去的好多忙碌，一齐都落在了萧连发身上。此时，人们再品味一下文中插叙的那段关于父亲的往事，自然会更深切地体味到萧连发此时的处境。
那时候，我还小，有一年风雨失调，田里歉收，割起来的谷子全部给头家还不够。虽然头家不要我们补偿不足额，但谷子毕竟叫他全部收去，一粒没剩。母亲当时躲进屋后淌了几个钟头的眼泪，父亲则一声不响的一气抽完几十筒烟。那年，我们可真惨。母亲患了疟疾，不但无钱买药，父亲甚至还不让她休息，用条绳子拴在她腰间，把她死活拖到营林局去做工。我觉得父亲残忍无人性，可是我也知道他没有办法。看着母亲可怜的样子，我想哭，又想向父亲说什么，但我不敢，我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做的工。她是连走路都困难的呢！
后来，我们耕作了将近十年的这块田，却被头家收回去了。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时常看见父亲趁着清晨或傍晚田里无人的时候，走到那块已不再由我们耕种的田里去徘徊，用手去抚摸田稻。他是那样留恋着“他的”田！
父亲终其一生，无日不在想田，不为想获得一角田而鞠躬尽瘁。父亲的生涯，并不比一条牛享过更多清闲。但是无论他多么想田，而且耕了一辈子的田，到他最后咽下一口气，却依然一分田也没有。
而今，事情由四面八方一齐逼来，却不能退缩。萧连发想到的是：“从前父亲拿了绳子拴在母亲腰间拉出去做工，现在就让我拴住自己的腰来拉吧，父亲是倔强的，我也不能低下头来。”原因也十分简单：“我们日夜苦苦忙着，还不是盼望下一代的人要有好日子过吗？”不管有多少困难，也要熬下去。一个早上，大家一起走出门。到了岔路口，姐姐妹妹和妻儿等人送有发上车站，而独撑生活重担的萧连发却拿了斧镰，跛着被砸伤的一只脚，一拐一拐地上山去砍木头。所以有人指出，这篇小说“几乎将人类的意志发展到最极限，同时也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外在世界是如何残忍，百姓的求生奋斗又如何伟大”。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台北）《中外文学》2卷7期，1973年12月。
这种坚毅的精神也体现在《挖石头的老人》中的和尚伯身上。这位一心为他人的老人家中生活却并不幸福，虽有五个儿子，孙儿也有十来个了，但他在家中的地位却很惨，时常在面临大路的屋檐下一个人枯寂地屈膝盘坐，甚至家里的人有时还不给他饭吃。可他却甘愿在路边荒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挖石头。“他的工具很简单：一支短短的尖嘴石挖，一只畚箕，他头戴破笠手执石挖，蹲着身子不慌不忙专心一志地挖。除开土和沙子，只要是石头，则不问大小粗细都装进放在脚边的畚箕中，然后捧到路上来倒，粗的垫底，细的铺面，更大的则用来砌边”。他的工作也很慢，“早晨上班时看他蹲在那里，下午下班回来时他还是蹲在那里；甚至今天看了，明天再看，他还是在那里”。可是经过十日后就看出他已挖进一尺了，一个月后又挖进更深了，于是一道约有十公尺宽的扇形弧线向着里面锲而不舍地推进。一年后，他挖拓的面积几乎有六七里了。而随着拓地的扩展，他用挖出的石子所装修的路面也随着延长。他还把那些废料一畚箕一畚箕地向两面填。慢慢地，两边低落的路基被垫高得和水圳突出的石面看齐了，于是完成了一段坦坦大路。虽然由于老人死去，那块地显得异常荒寂寥落，但那股“异常执拗而坚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会值得人们永远地感动。
与和尚伯相比，另一位老人的形象——《老樵夫》中的邱阿金身上蕴含着的是另一种滋味。邱阿金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身子还很硬朗，“腰板挺直得像一个年轻小伙子，被太阳晒成紫酱色的脸孔，虽老但无衰败之象”。但他在这世间已经活够了。他送走了他的双亲，送走了他的兄弟，看着孩子一个挨一个仿佛泡沫似地在眼前消逝，而他的妻子也在一个爆竹声响彻了乡村小巷的除岁之夜悄悄地离开了他。他觉得阎王老爷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道“要几时才在他的生死簿上，勾下慈悲的一笔”，“再不然，那就是他老人家要像一个慈祥而且和蔼的好祖父那样，故意跟他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要他活得不耐烦起来，这样子瞧着取乐，也未可知呢”。邱阿金当然希望这世间能有一个“对他的痛痒怀抱关心的人”，但村人偶然想起他来的时候，也只限于“村头李家没有柴烧，或短了一只鸡油（榉树）的犁辕；或杨家死了孩子要他掩埋”，再有就是他的街坊房东太太在他一日或两日不见动静的时候，会悄悄地带着几分不安打开他的门来，或竟很简单地只在窗缝瞧一两眼。对于这一点点的关心，邱阿金也力图让自己“必须牢牢地记住她的好处”。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愈要记着，偏愈把它忘掉。想起这个，他便总要生自己的气，而且伤心的。这个脑筋，是愈来愈不中用，愈来愈不行了”。他只是一个人，可也要顽强地生活。他亲眼看着自己生活的小村子“如何像一个小孩子似地，由移垦成长到今日的模样；人们如何披荆斩棘，一点一点的把荒秽壅蔽的山野，开拓成肥沃膏腴的田垄”，这些工作，他是亲自参加过的。“他由十几岁起，便把自己的血汗当作肥料，来培育它们，一直到今天从没有间断过。他像一块路基的石头，将自己的一生贡献于人间。然而自身却从来不曾对人间要求过什么。这是对的！对于人间，他邱阿金是可以问心无愧了！他不该以此自豪吗？不该高兴么？就是以现在衰老之年，他也要以自己两只手喂饱自己的。他不能像叫化子，把手掌向人们伸出。他不能麻烦人们！对于人间，他已尽了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所应尽的了。那末，现在他惟一的希望，而且是小小的希望，便是早一日让他回去——死！可是，什么时候才让他回去呢？”邱阿金在病中好像见到死掉的伙伴，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去死了，但是“他必须把自己的身子拾缀拾缀，决不能这样不干不净的就去。那是不体面的。好在各种应用的东西，自己早就预备下了，只要自己穿戴起来就行”。他邱阿金必须处处给自己想得周到些，“生前，他没麻烦过人家，那么死后，他更不能给人们添麻烦。他事事对得起人，对得起世间，那末他死也可以瞑目了！”就这样，他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但是等到邱阿金再把眼睛睁开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一切照旧——原来自己是没有死掉。可是更使他纳闷的是，一夜的酣睡又使他取回元气和健康了。见到人家茅屋顶上升腾着的缕缕炊烟，竟还能想到肚子饿，同时又感到了无限的懊恼和惆怅。他深深地叹了一声，就也开始生火做饭了。因为“无论如何，他是还得活下去！活下去！”像这样具有几分荒诞意味的故事，在钟理和的作品中实属少见。作品没有更多地去描写邱阿金生活的苦难，而着力突出的是他欲哭无泪、欲死不成的悲哀。求生本是人的本能，但邱阿金一心想死，足见生活的无聊和无奈。
钟理和在作品中不仅写出了农民在生活里奋斗和挣扎，而且还表现出农民的价值观念。可以说，钟理和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农民眼中的一切。像《还乡记》里的阿财带着一家人为主家含辛茹苦整整干了八年，只是有一天，他的一位堂弟告诉他说老家屋子漏雨了，他便想到要回老家去。尽管头家说要增加他的工资，也要给他的孩子工资，但他也不要了。几年下来，除了大人加老了、孩子多了年纪，其他一切都还一样。儿子不满意地说：“那时爸才傻，要给人家做长工。像我们，做了活不拿工钱，白做奴才。”可是阿财的女人的一句话却正道出了阿财的心声：“现在就要回家了呢！”万事莫如回家好，这就是简单又简单的理由，同时也存在于千百农民的心中，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安身之所，因此他们无怨无悔。又如《耳环》中，阿顺伯母诞辰那天，她的两个女儿都回来给她“做生日”。因为今年是她七十整寿，两个女儿送的礼物比往年都丰厚。嫁到邻村的大女儿送的是一件缎面绒里的袄子，嫁到镇里的二女儿更是送了一对金耳环，当着客人的面殷勤地给母亲戴上。这样的举动当然会引起阿顺伯母的骄傲和旁人的钦羡。而现实中，阿顺伯母的生活却是贫寒的。到了隆冬，她的屋子宛如一间冰窖，冷气自四面八方向她侵袭，也只能盖一条破旧的棉被。她记起二女儿的耳环，那耳环很重实，大概有一钱五分重。“忽然她想到倘使二女儿送的不是耳环，而是一床被铺？一床温暖的被铺？为什么二女儿不送被铺而送耳环呢？有一钱五分重金子的价钱，足够打一床被铺而有余了。”她又叹了一口气，但仍想到自己“孝顺的女儿”。
在乡村题材作品中，《苍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