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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治四十二年（1909年），三十六岁
再申禁令。糖廍停止。
废止大阴历。小情人们。二雄相见。
名治四十三年（1910年），三十七岁
死产。
经营瓦窑。
名治四十四年（1911年），三十八岁
大正元年（1912年），三十九岁
死产。
大正二年（1913年），四十岁
海祥十五岁，情窦渐开。与瓦窑做砖师傅的女儿调情。
大正三年（1914年），四十一岁
海聪出生。海祥十六岁，公学校毕业，入高等科。
贵娣二十岁。出阁。
大正四年（1915年），四十二岁
海祥（十七岁）。少年放荡。秀娣十岁入公学校，不成。
大正五年（1916年），四十三岁
海伟生。海祥十八岁，高等科毕业，再入村塾，耽迷女色。
海祥二十岁结婚。娶妻张珠妹。
大正九年（1920年），四十七岁
海恩出生。海聪七岁，海伟五岁，海祥二十二岁。海祥对昆弟间感情的冷酷，对手下人的刻薄无情。吊田。情人与佃户之间。
海聪七岁入塾就读。
大正十年（1921年），四十八岁
海祥（二十三岁），长子国栋出生。
大正十一年（1922），四十九岁
海聪九岁入公学校。海伟七岁入私塾。
兼营青果出口。
大正十二年（1923年），五十岁
钟肇政曾对钟理和说，每一个有志文学的人都应该有一部台湾人的史诗，两个友人计划中的时间、段落竟还十分巧合。钟理和便想，假使我们都把它写出来，然后彼此传观，看看两篇作品所描写的是否一样？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该多么有趣呢。然而仅写了第一部《大武山之歌》数节，钟理和便自知体力不支，无法完成，于是寄望于好友钟肇政全力以赴。钟肇政最终果然写成了一部“台湾人三部曲”，取材内容与钟理和的构想迥然不同。
第九章 开拓一代乡土文风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名作大多是日文作品或台湾方言作品，台湾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战后时期的钟理和那里开始而得到有效解决。钟理和从内容到形式上为奠定台湾乡土文学的民族风格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中国台湾地方文学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因而也有人称其为“乡土文学之父”。
钟理和一生酷爱文学，想在艺术创作里找到自己的工作和出路、人生与价值、平和与慰安，甚至说道：“我把一生中最最有用的一段时间献给文艺，连健康也为它而毁坏了。”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9页。虽无名师指点，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摸索，慢慢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在作品中体现出纯熟的艺术表现力，显示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现实主义文学遭到“反共文学”和“时髦文艺”洪水泛滥般的包围，得不到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对于甚嚣尘上的“反共八股”，钟理和十分反感，说：“但是现在的风气却在要求你这篇也‘爱国’那篇也‘反攻’，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示你确系一位爱国者，非如此便不为他们所欢迎，想起来真是肉麻之极。”钟理和：1958年12月2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51页。在钟理和看来，“一篇作品之得于永垂不朽，主要还在它的主题的社会价值”。钟理和：1959年12月13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80页。因此，他不去写那些回避现实、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无聊文章，更不做迎合之作，即使作品被拒之门外，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始终以人民大众为描写对象，坚持乡土文学的方向，维护和发展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实为可贵。他完全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与农民、城市贫民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亲身经历了坎坷艰难的生活，并用敏感善良的心灵体察社会，用极其写实的方法表现人生。钟理和的创作虽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与见闻，但内容深刻，他正是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构筑作品的思想、情节、人物、场景，加之细腻真切的描写和朴实无华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其作品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在其后期创作越加显得充分纯熟。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正是丰富的社会生活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材料。钟理和在谈到《蒙恩记》的《败子》一篇中作者透过夏洛克对子健说“写小说一定生活经验丰富”时认为：“也许就是为此，所以作者便把各方面的生活都写给我们看。然而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能遍及各方面，对于他的生活范围，他知之详而体之深，写来自然亲切动人，有真实感。然而一走出他的门槛，既已不是他的世界，他就难免生疏隔膜，如果要写就只能靠想象，因此要想它写得好，写得动人是很难的，说不定还会变成矫揉造作。”钟理和：1957年12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3—124页。就钟理和本人的创作情况来看，他正是致力于按照自己“知之详而体之深”的生活本来样式来表现的，他的作品所描写的题材大都与他的身世经历有关，人物也都为他所熟悉的生活周围的人物，凝聚着雄厚的生活积累，能把读者带到恍如身历其境的感觉之中，因此作品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钟理和不喜欢那些脱离实际生活内容的创作，例如他称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他“所不喜欢的作家”，即是由于“他作品的夸张、矫情、不健全、不真实，令人不生好感，他写的东西和我们的生活很少关系。他不关心地上的生活。我们是否过得好，是否受迫害，是否真理被歪曲，他似乎全不管。他所全心关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而神，据我所知则是全力去教人忍受他的苦难，忍受他的迫害”。钟理和十分同意毛姆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的感情的确是令人厌倦的，他的人道主义也是没有用的。他把俄国再生的希望，寄托于‘人民’，可是对这些‘人民’他却并不熟识，对他们的痛苦辛勤并不同情。他猛烈的攻击要想减轻‘人民’痛苦的人，骂他们无赖。他提出解救穷人痛苦的办法是：把他们的痛苦理想化，再在其中找出解脱方法。他主张的不是现实的改革，而是宗教的神秘的慰藉。”钟理和：1957年12月4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39—240页。有了这样的参照对象，钟理和对于生活素材的提炼、主题思想的揭示、人物性格的刻画、自然景色的描摹，都力求以一种宽博的胸怀和质朴的审美品格予以表现，深刻地反映出一种源自于乡野大地的坚忍的生命力和淳厚的人性，朴素亲切，自然真实，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情调。
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首先体现在作家营构的那些朴实无华、不追求曲折离奇情节的故事上。钟理和非常赞赏高尔基创作的《意大利故事》这样的生活化的作品，说：“这种生活记述体的短文，看来小可，写来却不易为力。还有：它们似乎没有情节、高潮和纠葛，却仍优美可爱。平凡无聊的生活，经过艺术家匠心的剪裁和表现再拿给我们看时便变成很动人的了。”钟理和：1957年11月21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6页。他对《意大利故事》的评价，也就是他对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的追求。钟铁民还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雨》中黄进德和罗丁瑞的生活原型。他认为：“钟理和先生晚期的作品，取材差不多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一方面固然是求容易发表，再方面我想他有意创造出一条乡土的路线，表现浓厚的台湾乡土情调，这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钟铁民：《我看钟理和小说中的人物》，（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钟理和的“有意”的确构成了他的“特殊”。他的作品不以重大的题材取胜，写的是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平凡事件，例如青年男女的相爱、农人的男耕女织春播秋收、家庭柴米油盐的烦恼，甚至于猪的死亡、母鸡的被宰、火灶的建造、求神拜佛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素材似乎没有多大的矛盾和曲折的情节，但经过艺术家精细入微的观察和独具匠心的剪裁，表现为作品的故事虽不见得惊险万端，也未必蕴含高深哲理，却感人至深，读起来饶有趣味，从中领悟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作家真挚的思想感情，这确实需要作家的匠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钟理和称为“卓越的艺术家”是不为过的。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情节单纯明确，脉络清楚，没有刻意去营造氛围、布设悬念，一切都按照生活发展的自然顺序去谋篇布局，从没有旁逸斜出，节外生枝。钟理和创作短篇小说更是善于截取生活的片段，按照实际生活的面貌予以描绘，不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也不依赖曲折的情节和复杂的矛盾，没有虚饰浮夸和矫揉造作。如《还乡记》运用电影蒙太奇时空交错的手法表现农人阿财的一段雇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