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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自忠还拒绝为名古屋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剪彩，迫使日方将展览会对面的伪满洲国国旗撤除。
张自忠访日之事，风波略略平息，华北又回到往日的纠缠、对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华北经济提携》文书上签了字，日方加紧催逼兑现，变本加厉不断提出层出不穷的要求。如：开发龙烟铁矿，必许以日人投资，而以矿产为抵押；沧石铁路必须垄断井径煤产。凡此问题，宋哲元均不敢专擅表态，而必须请示南京政府。在此期间，日人的胁迫又无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晓都来拜访宋哲元，或到绥靖公署胶着纷扰，使得宋等要员没有片刻休息洗浴时间。
当年宋哲元已经五十有二岁，长年征战已患高血压和胃病。宋本来话少，现在更加沉默，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无法忍受日方尽日骚扰。人在病中，难以避免一种软弱者的心理：“眼不见，心不烦。”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纯表示：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以我为交涉对象，我暂离开平津，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并告诉自己的想法：“准备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秦德纯和佟麟阁都不很同意，事情搁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拟在春节内返籍扫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将一行。”
5月，宋哲元决意返鲁，经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书长邓哲熙一行，从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浩浩荡荡地返回山东乐陵县后颜家村老家。自从投笔从戎以后，几十年间他很少回家居住。此次宋已是国家上将军和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衣锦还乡言之不过。
宋家老屋只是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小四合院，岂能容下全家20几口和勤务、秘书、幕僚及一个警卫连的居住。在来之前，宋已在后颜家村选购了宅院地基，新建了前后两座二层楼的宋家大院，留给随员居住。
宋到家后，来访乡绅耆宿络绎不绝，宋与风水先生堪舆墓地。变得精神松弛，露出了很久少见的笑容。
宋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家乡。
回乡几天，即在宋的主持下，成立了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县志局，并聘请编撰人员数十人编写县志。组织修缮文庙，建设了图书馆等。此外，他还选送家乡13—16岁子弟兵500名，到二十九军当兵，编成学兵营，送往南苑军事训练团训练。
宋返家乡，亦非完全休假，他随时通过携带的短波电台与平津保持联系，并以幕僚戈定远、王式九等往返于南京、天津与乐陵之间，磋商各类要事。
在这期间，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统帅此时离开确实不妥，但无他策。
由于对敌人内情一无所知，长期胶着相处，摩擦——冲突——解决，已使麻痹意识渐渐滋生，而且二十九军上下普遍有一种轻敌思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们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军队打垮。”宋将军在鼓励士兵时，经常这样讲：“真打起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和他们较量过，两军杀到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
大战临头，不光宋将军轻敌，6月22日蒋介石派人给宋送来的亲笔信中，也只是说宋含垢忍辱、苦撑精神，“久而弥笃”。未及一语，提醒警惕。当事者迷，大将亦然，当局亦然。
第十三章 卢沟桥枪声
兵戎相见这个成语，是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语意内含丰富，词意文雅，充分表现中国文字的特点。可是，若看华北军事形势，你会对兵戎相见这个成语做更切实更准确的解释。
前面已经多处提到，日军不断在平津市区及近郊军事演习。例如：
在北平长安街举行的坦克步兵巷战演习。
在演习的街道两旁，中国军人的岗哨如同路边行树，一直伸延下去。这些哨兵身着英式军服，手持上好枪刺的步枪。因二十九军非常重视士兵身体素质的训练，所以，每个士兵身体精壮，站立如桩，瞪着眼睛，看着日军的步兵和坦克从他们的眼前过去。将军们还经常表彰他们：
“没给中国人丢面子！”
反之，中国军队的演习，日方的监视也是如此，甚至过之。不仅监视，还对中国军队的战术、技能、特点等进行研究，很想发现有如大清国海军士兵把军服挂在大炮上凉晒的信息。二十九军官兵这一点还够面子——没有这样的信息。
如此敌我两军见面的特殊规定情景，实属历史上鲜有，可否称之“兵戎相见”！
单说那卢沟桥，1937年6月以后，丰台日军到卢沟桥附近演习频繁起来。
一般的说，日方演习的目的性比较强，如：以某街某巷为目标的巷战演习，以某地某军为假想敌的进攻演习等。而中国军队的演习目的朦胧，大都属“示威”性的演习，就是“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对于敌方的特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敌方战斗力，将领用兵方法等很少考虑。
1937年6月份以后，丰台日军以卢沟桥守军为假想敌的演习日渐升级，先是日出而来，日入而回，后来变成日暮而来，日出而回，再后不分昼夜，甚至连日连夜持久演习。先是一般空弹训练式的演习，后是实弹实战式的演习。
这次，金振中的部队负有夺城夺桥任务，不能“烧饼夹肉”，只能摩拳擦掌，站在宛平城墙上作壁上观。
一日，日方提出，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石桥到长辛店进行演习。守军拒绝。日军兵围城下，僵持10余小时。
两方士兵无论谁一走火，可能中日大战就开始了。
日军已经摸透了华北当局的特点，于是找当局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折衷方案，日军可以通过宛平县城，但不能通过卢沟桥石桥。日方同意。也许日方本来的目的就是进宛平城。宛平城是一个长640米宽320米，长方形微型城——全国最小的县城。从东门到西门一条中轴路整整640米。没有南门北门，中轴路两旁各160米即是南北城墙。从宛平中轴路通过顾望两边，城中一切一览无余。日军通过城池再出西门，即到卢沟桥石桥桥头，桥距西门仅50多米。走这一趟，可以讲，把一切建筑设施，军事部署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风风地进了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
“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他虽然很想挑起中日冲突，但在现在，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掏出了两角钱。
日军出了西门，已经到了卢沟桥桥头，根据双方协议，不再通过石桥，而向北行约一公里，再越过铁路，到了大瓦窑村附近，准备开始演习。
这日军行动路线，实际上等于拐了一个90度的直角，按正常行路，是舍近求远，根本无须通过宛平县城，从丰台可直达大瓦窑。那意思，有点像天津青皮式的挑衅，但也不尽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宛平城东大枣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即击中宛平城中营指挥部，据说，日本人进宛平城时已经量好了步子，算好了距离。幸亏指挥部早有准备，转移它处。
史学家一再提及“两角钱”事，赞誉士兵爱国行为。当然一个士兵的爱国也只能作到这些。
再看全国动向：
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大公报》记者，对时局发表谈话，强调西安事变已经解决，要求“抓经济和教育”等。
日方估计，国民政府在准备长期抗战。
6月12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移至庐山，以预防中日冲突突然发生。
6月21日，蒋在庐山官邸召集冯玉祥和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韩复榘的代表张招堂，召开了华北对策会议，商讨在万一情况下，南京协助华北防卫问题。
6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电邀全国各界知名人士300余人，于7月15日到23日间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国事谈话会。被邀请的人，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民间盛会。
6月25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从7月20日起至24日，在庐山召开全国陆军军事长官会议，已向全国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200名军官发出通知；并决定7月27日召开各省主席会议，还计划召开各省主席与军长、师长、参谋长联席会议。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张樾亭参谋长（二十九军参谋长前是张维藩，后是张樾亭）的“布阵”方案和张克侠副参谋长的“兵出山海关”方案又提到日程上来。
张樾亭方案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