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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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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樾亭方案即是在平津、张家口、保定这些华北北部地区,由北至南部署三道防线,此种方案恰是蒋介石所崇尚的德国整军布阵方法。这种布阵方法,中方伤亡率极高,中日两军对比,最高伤亡率达20∶1,平均已在5∶1以上。恐怕与这布阵方案有关。

  张克侠方案,即共产党方案,张1935年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以攻为守方案即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以副参谋长名义向二十九军提出。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二十九军自三十五军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

  二十九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也是因为不了解敌情,所以敌人的数量,也成千古之谜。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二十九军。

  从客观估价,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但突然袭击的前题是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才有后劲儿。

  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二十九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二十九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

  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这时候他已经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忙着为先人修坟。

  北京的气候,一般在每年的7月7日到8日,才开始进入雨季,才开始下第一场大雨。

  1937年7月6日,好像为了令中国人纪念这一天似的,清晨就下过了每年的第一场大雨。雨中,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九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十一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十二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昨天虽然下了大雨,酷热并未缓解,太阳一出,人如在蒸笼之中。

  在北平的外交使团的先生们,难耐北平的酷热,都到北戴河海滨避暑去了。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中早找不到这些衣冠楚楚的先生,剩下的只是几个无关紧要的人,不过是在馆里守摊儿。但是,日本人的使馆例外。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7月7日,上午,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于昨天得三营金振中营长报告(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属二一九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对今天,日军演习动向,感到形势紧迫,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

  7月7日,秦德纯市长准备欢送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教育界、新闻界社会名流20余人去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座谈会。此时,在中南海的乾隆爷的书房里正在准备盛大筵宴。

  7月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学生们在为争取全民族抗日而罢课。

  7月7日,宛平县的工作人员从清晨就忙着国大代表选举。7日这天乃正式投票日期,监票人员已分赴各区乡。根据河北省府的规定,投票箱要原封不动地送至省府保定,而且要求一律当天送到。下午4时,各区乡镇票箱收齐,为了当天送到保定,同铁路局商量,请让下午5时30分南下火车在卢沟桥火车站停一下,铁路局同意,临时停车1分钟,随即将十几个票箱全部送上车,并派两人护送。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5个小时以后,在宛平城下,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命运决战轰然爆发。

  7月7日,北平城内,唯一着了慌的人是石友三。石友三听术士之言,委曲求全在宋哲元帐下做冀北保安司令已经一年有余。他日日占卜,天天打卦,均无结果。这时他的副官满头热汗疾步走了进来,石知有事,抬起头等着他说话,副官凑近一步,身子向前略躬,说:北平城里到处在谣传,“七夕之夜,在华北必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七夕之夜,就是今天,柳条沟事件是指在奉天(沈阳)柳条沟发生“九·一八事变”。石友三一愣,副官又补充说,这消息在东京已经传说很久,最近才传到北平。

  石友三站了起来,叫了一声“备车”!副官忙着帮他穿上中式长袍。石友三嘴里嘟哝着,“难怪今天卦有异兆。”

  石友三上了自己的专车,直奔东交民巷日本辅佐武官(是中日特殊国情下的名义武官,实受东京陆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今井武夫的家中,今井不在,据说到好友陈子庚家赴宴去了。陈曾到德国留学,并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今日在家中设宴告别好友,准备启程到庐山参加座谈会。宴会刚刚开始,石友三唐突而入,因石与今井是旧友,陈子庚即请石入席。石友三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眼下正在交战,武官知道情况吗?”

  今井不承认有此事,劝石放心喝酒。

  石友三又说:“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

  宴会刚上凉菜和燕窝,大家举杯祝酒。石友三举了举杯,一饮而尽,拱手告辞。主客哑然相观。

  7月7日,暮色降临,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7时30分,半阴,看不到月光,宛平城若隐若现。清水节郎大尉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夜色漆黑,22时40分,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共18响(据日方统计)。

  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烧饼夹肉”式的演习,枪响也不是回事。如若枪弹落在对方阵地,而有所伤亡,那可另说。这回枪响只是引起日方一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就是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

  “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执行任务返回时,在黑暗中走向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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