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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原来，石友三在天津想借日本人的势力起事，已经受到当局的监视，尤其在酝酿滦洲自治以后，事情难成，成为众矢之的，他想带着人来北平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先潜入北平，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组织叛乱指挥部。各路人马分头在27日晨在丰台火车站集中，由白坚武任总司令，然后里应外合，冲入北平城，占领中南海居仁堂，宣布成立华北国。
叛军劫持钢甲车后，利用钢甲车上的通讯设备与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
前面已说，钢甲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缪澂流的部队已经用装上的麻袋将豁口堵死，知城内已有准备。缪澂流部队此时也将东交民巷包围，准备东交民巷中叛军一出即行缴械。豁口外钢甲车上的叛军见城内接应部队迟迟不出，而城墙上布满了城防部队，见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开了几炮，还真的在城内引起了一阵惊慌。
府右街在中南海的西墙外，炮声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土肥原还是秦德纯的座上客。说：“华北国今天就成立，关东军也在入关，仁兄不同意签字，这炮声就会愈加猛烈，难道你愿意轰平整个北平城吗？”
秦德纯在和土肥原谈判的过程中，出去接过几次电话，外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清楚，虽然预料石友三、白坚武不会成气候，土肥原现在也不过是讹诈，可是禀承上峰之意，求得暂时喘息，只有在“秦土协定”上签字。
何应钦在居仁堂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随时准备打铺盖南撤。华北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石友三等人不过是个信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什么人，会闹得更大更不可收拾。
这时候门外二十九军总参议肖振瀛求见。何应钦同意他进来了。肖振瀛行过上下级拜见礼之后，说：“何部长，平津局势危矣，不知何部长有何打算？”
肖振瀛一直是西北军的政客、文职，与何不是一个体系，来往也不多，不过是官场应酬关系。见这次来见，料其必有说道，互不知心，不得不用官场话应酬。“仁兄有何高见？这局势不是明摆着嘛！”
肖说：“何部长，日本人不允许中央军和东北军驻在平津，实则等于把平津让给了日本人？”
何知道肖在暗示自己丢了平津，国人不容，此时他无可辩驳，只是低着头听着。
肖说：“现在没有办法，离北平最近的就是二十九军了。
平津不能有一日军事真空。”
何应钦低头在想，是呀，离平津最近的有二十九军和现在驻在河北的商震的三十二军。但平津形势险象环生，商震在这风口浪尖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二十九军驻在察哈尔，秦德纯和日本人订了“秦土协定”已遭国人唾骂，难道他们还想到平津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在日本人的胁迫下再订什么协定。抢地盘？现在也不是时候呀！二十九军居然想到平津惹是非来！
何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要报告中央，不过，我想中央不会反对！只是日本人能容？”
肖振瀛从居仁堂退了出来，连家都没回叫汽车夫火速去天津。肖振瀛到天津没有来得及拜访在天津私寓的宋哲元，直奔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求见刚回来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说明来意，着重解释前年在长城发生两军冲突，纯系两国公事，二十九军进驻平津能与日方友好相处。土肥原马上答应了肖振瀛的要求。
土肥原为什么答应得如此爽快？
原来长城抗战以后，肖振瀛料定日军必深恨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又属杂牌，中央必然不撑其腰，甚至会借敌之手消灭异己。二十九军必处境险恶。肖借机不断向日方输诚以缓和与日方紧张关系。“秦土协定”虽是二十九军的耻辱，二十九军也因祸得福。日本人认为二十九军也是可以利用的。1933年以后，日方对二十九军情况不断研究，认为其为地方军，可以树立为反对中央的势力。土肥原答应肖振瀛的要求，也是他们研究已久的结果。
肖振瀛从土肥原那里出来，又马不停蹄返回北平求见何应钦。此时何已经将肖的要求报告蒋介石，蒋也马上答应。蒋为什么马上答应？用蒋后来对宋哲元评价的话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比较清楚。蒋认为宋哲元这个人受过正统（指儒家）思想教育，“是个纯朴厚重，性格直爽的山东军人，他不像其他人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花样。”
在石友三叛乱的几天之前，宋哲元已经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之职，原因即为与日方“频生摩擦”。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行政院由院长汪精卫主持。后来蒋介石解释说，此事他不知道，行政事务是由汪院长主持。汪精卫后来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态度自不必说了。当时战必败的思潮笼罩全国，尤其是上层。就连主战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战是必败的，败也要打”。蒋介石对抗日并不积极，曾经先后谈到他的观点，认为中日大战在所难免，但愈晚愈好。蒋曾估计中日大战发生可能在民国27年（1938年）夏。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愈晚愈好，免生与日摩擦也符合蒋的观点。
但是日本的战时体制刺激其经济、社会结构在恶性膨胀，飞速发展，并不会等待中国的调整和准备。
宋哲元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之事，宋着实愤懑，其实在日本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欺辱，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已经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没有想到中央依然釜底抽薪，撤其行政职务，同时还谣传着准备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宋如抗拒，显然被撤军职也是早晚的事。宋在当天即坐专列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在张家口火车站上不顾影响，当着手下送行的高级将领就发表了即席讲话，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当时在场的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都是灰不溜秋的，抬不起头来。宋的讲话及当时情景，很多报纸都作了报导。
宋哲元回到天津私寓以后神情沮丧闭门谢客，准备在哪一天被递解军职解甲隐居。可是，拜访他的客人多了起来，而且大都是过去交往不多的朋友、名士。其中有陈觉生、王揖唐、齐燮元、曹汝霖、陈中孚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大汉奸。再有就是肖振瀛和实业家齐协民等老友。这里我们引用一段文字，可略观宋哲元当时情况及转变为“灵活”的情形：
齐协民带陈觉生进来，陈觉生令随员送上一盒普通的点心匣子为礼物。
齐向宋介绍：“这是陈觉生先生，从日本回来不久，是我们天津政界活跃人物。”
陈说：“宋军长，久仰大名，父母之官，早应叩见，今日才来，甚歉甚歉！”
齐协民道：“我是搞实业的，政治上的事，我从来不过问。这回来拜见仁兄，也是受陈先生之托，引见引见。仁兄不计较的话，我认为仁兄居高位住天津，不妨和各界人士来往来往。”
宋说：“仁兄言之有理，我这人只是粗通军略，送迎之事，一向迟拙，认识陈先生三生有幸！”
陈道：“宋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如宋先生的气度韬略，怕是在国家也是凤毛麟角吧！”
陈又道：“如宋先生愿疏通与日方关系，愿为阁下奔走。
若论亲缘关系，梅津将军还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
宋说：“华北局势，阁下如何看法？”
陈道：“当前，阁下在日军和中央军夹缝之中，投靠中央，必为所吞并，亲日尚可生存，日本国小，必以华制华，如满州国。”
宋说：“陈先生高见，我近日劳顿，不胜辛苦，他日再谈。”
……
宋对齐协民拍案大怒：“对日本人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耻，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齐道：“深感仁兄处境之难，不过仁兄也不能得罪日本人。”
夫人派随员来告诉宋哲元，把陈的礼物退回，因其礼物太重，有金条二十根……
后来宋的“前倨后恭”的话在报纸上发表，恰是中央发布“敦睦邻邦令”之后，无疑在“赴江西剿共”的传闻中火上浇油，这是宋最担心的事。秦德纯来津劝宋采取韬晦之计。肖振瀛建议宋公开发表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一方面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点颜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来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试探性的活动。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满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将，似在昏昏然度日。装成胸无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汉奸包围。一旦中央通令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实业家齐协民惊愕地问宋：喜峰口一战，誉满全国，威望甚高，现在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仁兄与日本人频繁来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前后不过8天，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从一个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转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从北平打来的电话，得知令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冯治安师急行军5小时后到达北平西苑。张家口北平之间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关沟南口等关塞。好在长途急行军是二十九军将士的拿手好戏。几路人马相互比赛，呼着口号，你队争先，我队跑步，4个半小时，就铺天盖地地到达了颐和园门前的西苑。西苑营房，溪边小路，行柳树荫之下，藕池岸边，农舍的场院都站满了气喘吁吁、衣襟湿透的西北军的军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