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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清算革命“遗留的代价”，革命的定义就不能随意地向广义方向延伸，如果要论证这些广义的革命对历史的积极作用，岂不是又违背了“清算代价”的初衷？我们不可能在忌讳和回避革命的同时，为了利用这个“宝贵的思想资源”，便把一些不相干的事物加以混淆，使它的定义模糊化。
革命的开始和终结不是什么人想要或不想要所决定的。它来临了，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无可调和的地步；它结束了，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相对缓和到社会本身可以承受的程度。革命不是天堂，而且也未必能将人类引入天堂，但它可以给渴望革命者带来天堂般的快乐。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弱者群体在困境中挣扎，他们心底不时会响起“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那永恒的咒语。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强，反抗愈强。当贫贱者最起码的生存权也受到威胁的时候，任何一点火星，都会像狂欢节第一发礼花信号弹，为人类情绪与精力最壮观的喷发揭开序幕：那便是革命的开始。当然，投身到革命中去分享快乐的，并非全是在朝不保夕的绝境中的死里求生者，还包括一部分原制度下既得利益阶层的叛逆，即部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那些“不甘于平庸”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狂欢节的火光中感受到一种受洗后灵魂升华的快乐，总之，对所有的革命者来说，革命都是一个渴望得到满足的过程，无论这一渴望是原始的、本能的，还是崇高的、浪漫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在人类消除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之前，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必然现象。我们即使承认“乌托邦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也至少必须看到，革命所摧毁的同样是大多数人的地狱，否则革命不会发生。对悲观主义者来说，人类前进的历史是否就是从地狱到地狱的无限过程呢？然而人类毕竟还是在艰难地前进着。俄国人的一九三七年可说是法国人的一七九三年的翻版，“大处决”的悲剧几乎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悲剧的一再重演并不是由于人们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状态，而是由于这是一个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客观规律。最底层的群众，往往是革命大军中最激进、最积极、最具战斗性的基本力量，他们在革命中体验的快乐，第一是生存境况的改善，第二便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会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扩大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成功，不能不依赖集中的权力，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向极权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除了注定要带来腐败，它还会唤起对可能威胁和觊觎这一权力者（所谓“革命公敌”）的镇压的欲望。这种镇压往往因为掌权者被权力蒙蔽了理性而变得毫无节制的残忍。权力是一种麻醉剂，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如此，每一个稍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能被夸大为异己份子——最危险的敌人，而对敌人的宽容，便是对革命的残忍，按照上述逻辑，最终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恐怖化。这个过程只有在新兴的强者集团建立了绝对的统治秩序时才会渐渐平息，因此，那些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命运而投入抗争的广大的弱者，往往在刚刚享受到解放的欢乐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新兴的强者统治下的恐怖和无助的悲惨境地，这的确是人类历史循环遭遇的一种可悲的无奈。
但是当那些在封建特权或资本特权长期奴役下像猪狗般苛活的底层大众终于通过革命而宣泄出自己的屈辱和痛苦，他们从心灵深处被唤起的人的快乐和尊严，只要理智正常的人能不为之感动吗？当然如果完全没有被压迫者的经历，情感的反应可能较为淡漠，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压迫者或者他们的帮闲，那反应就会完全相反，因为，在这些人眼中，被压迫者本来就和猪狗牛马并无两样。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令人激动的，这是人类一种几乎是先验的情感，它不会因为里德后来在红色恐怖中的不幸遭遇而贬值。克里孟梭“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翼思潮的人必是头脑有病”的说法，只不过是在为他自己政治立场的转变进行辩护，并非什么至理名言。晚年的他，头脑虽然没有病，但却是一个极其嚣张的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位“老虎总理”在“巴黎和会”上的狰狞嘴脸，而且，他的沙文主义情绪和敌视弱小民族的态度在西方也是为许多人所不齿的。即使依时髦的说法，思想和政治上的重新选择是个人不容否定的权利，那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典型，比如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头子就曾是一名很激进的社会党人。由此及彼，联想到现在有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光明梦的觉醒”，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既然说革命是由社会矛盾的张弛所决定的客观规律，那么就不宜给它戴上“欺软怕硬”的帽子，欺软怕硬也许是某些革命家策略的写照，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支配革命形势的发展。援引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革命和尼古拉二世时代的俄国革命来证明革命往往在“压迫的弹簧放松的刹那”间发生，这至少是一个根据片面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很难说路易十六比他的祖父路易十五开明，也许可以说他比他的祖父更为怠惰、昏庸、愚昧。路易十五这个志大才疏的国王（他想效法自己的曾祖父路易十四，但他却完全不具有路易十四的才能和气魄，而且他又是个懒惰并缺乏自信的人），五岁登基，在位五十九年，历史学家对他的总评价是：“使国王在道义和政治上的权威日趋衰落，外交和军事上屡受挫折，导致一七八九年革命的爆发。”可见法国大革命危机的种子出自路易十五的培育。到了路易十六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同时，产业工人及产业后备军已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和政治改革成为城市居民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封建贵族的反扑也不断加剧，双方激烈的对峙迫使国王召集三级会议。对峙的双方都想争取国王的同情和支持，如果路易十六和第三等级的改革力量结盟，法国可能和平实现君主立宪，但他却倒向了教士和贵族一边，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一七八九年，他正式拒绝批准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完全投降了宫廷反动势力。是他的昏愦促成了法国大革命，而不是革命选择了他的“开明”。
至于俄国革命，更难说发生在“弹簧松动”的那一“刹那”，尼古拉二世本人从来不是什么开明人物，他反对地方自治，强化警察国家，热衷对外扩张，野心勃勃而又不学无术，德不济能，才不济德，他血腥镇压了一九○五年革命之后，又把俄国带入了世界大战，搞得国家民穷财尽，忍无可忍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终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把他赶下台。当时的革命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对此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下层群众革命的自发性，造成国家权力的一度真空，也就是说，即使职业革命家预定了欺软怕硬的策略，也轮不到他们来作选择。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倒还算得上一位较开明的皇帝，父亲尼古拉一世专制于前，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独裁于后，他的统治也许称得上是“弹簧松动”的时期，但在那一时期内，俄国不仅没有爆发革命，相反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亚历山大二世后来被民意党人刺杀，但那并非一场革命行动，而只是一次恐怖阴谋。
朱先生还提到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我想这“热月”大约指的就是一七九四年的“热月”（七月），这个月里，法国究竟有些什么“现象”呢？似乎不是群众厌倦了革命，“从广场溜回到厨房”，而是吉伦特派对雅各宾派发动的致命进攻。当时法国群众对于激进的雅各宾党以革命的名义滥杀无辜的行径，由恐惧而至于厌憎，他们担心罗伯斯庇尔及其救国委员会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终于在七月八日这天，国民公会为吉伦特派所控制，下令逮捕罗伯斯庇尔，其后三天内处决雅各宾分子一百○四人，造成一段时间内对全国雅各宾党人的“白色恐怖”，随后建立了软弱而腐败的督政府，既非共和，又非专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更为放纵，更无节制，从而为拿破仑上台准备好了阶梯，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一种说法：“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这些热月里的现象及其后果，和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有什么可类比之处呢？说那是我们经历过的“热月”，究竟寓意何在，令人莫知所以，而且所谓那个“热月”悄悄融化了文革的社会基础，也属难解。自上而下发动的文革，本身并不具备革命的根本特征，算不得革命，而它的社会基础既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也不是什么“热月”就能融化得了。
不过文革在形式上却也带有某些革命的色彩。这种形式上的近似，在汉语里从来都划分得很准确，比如文革便被称之为“动乱”。事实上可以说自古以来，汉语中的革命一词最得革命之精义，革是“革除”，命是“天命”，天命指的是君权，革命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革最高政权。但是，又并非一切最高权力的变革都可称为革命，比如新莽政权的建立，叫做篡逆；柴宗训被赵匡胤取代，称为禅让；明英宗赶跑景泰帝，名曰复辟；多尔衮向福临交权，谓之归政……等等，每个不同名词都标志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到了近代革命一词重新引进之后，更具有明显的褒义，它仅指代表进步的一方、被压迫者一方推翻旧制度的变革，而不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实现的政权更迭。林彪是吃透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