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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说：“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要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去遵循老韦伯的教导，难矣乎哉！韦伯一生鼓吹财富积累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他所谓“责任”是要人们对财富、对“开明帝国”、对教义负责，而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则无疑属于“意图伦理”的范畴。人人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则自然没有革命发生，但这是否可能呢？朱先生似乎也知道答案，所以他说“当革命在改良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如其不然，改良就会被革命从后面扑倒。”这个逻辑似乎很难驳诘，但却十分片面，因为革命的发生和改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前面说过，统治者的改革（放松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会诱发革命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相反，这一改革如果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那倒是可以延缓和阻遏革命的到来，但如果这一改革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呢？其后果不问可知，这样的史实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王莽的改革最终不是导致绿林、赤眉的大起义吗？近代的例子也可随手举出，如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斯托雷平也是推行过改革的，他为了扶植农村的富农阶级，强行通过了一个土改方案，以个人土地所有制代替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后实行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这一改革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过推动作用的，但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这一分化孕育了社会危机，成为导致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重要因素。所谓加快改革就能防止革命危机的爆发，这是根据一个不完整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因为改好了固然如此，但倘然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最可怕的是分配不公带来贫困阶层的膨胀），那只能是改得越快危机也来得越快。这个道理其实浅显不过，因为任何改革，都既没有现成的坦途，也没有确切的路标，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谁能保证不出一点差错？而每一个差错，却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试想，河水不湍急，便无需摸着石头前进，而对于一个在急流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旅人，如果你不希望他一脚踏空被波涛卷走，能一味地催促他加速么？所以，要平安到达彼岸，恐怕还是得把稳定放在第一位考虑。财产私有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如果为了强调发展速度，而过分在观念上、在制度上向财富私有倾斜，那么除了拉大贫富差距这个导致社会危机的实质性结果，还会在精神上造成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而这些又将直接带来各种罪恶的泛滥，社会最终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虽然无法确切预知，但一定是十分沉重而可怕的。
朱先生说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他说这些“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但是还有一点，朱先生没有谈到，那就是“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当广大的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在痛苦的泥淖中匍伏前行时，他们会渴望革命这样一座桥梁，即使知道前面仍有沼泽，但那摆脱旧的泥淖在桥上正步高歌的日子，即使短暂，却终究是他们的节日，辉煌而沉重的节日。